像十八大这么重要的大事，中央应该充分认识到它可能在全球产生的政治影响，应该充分满足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利。在十八大前这个极为敏感的特殊时期，当局如果想要制止流言再度泛滥滋生，就要建立起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通过适时对外发布消息，来满足民众和媒体的知情权利。
本月初，独家透露，中共三百多名高级官员在北京票选产生了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选名单，十八大筹备工作迈开了关键一步。那么，从整个十八大的筹备阶段看，这次在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换届大会又进展到了哪一步呢？
就这个问题，因为中央并无定期信息发布机制，加之本次换届前极为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央高层也不方便对外公布相关信息，这就给很多政治谣言制造了契机。为应对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明显加大了对国内网络舆论的管控力度。相关部门也明显收紧了对驻京外媒的管理，半岛驻京记者被拒绝续签就是一例。
然而即便如此，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政治传言还是充斥着中国互联网和微博体系。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的报纸版面中仍然充斥着与中共高层政治相关的各种新闻。甚至连有着中共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凤凰传媒等也开始偷偷引用一些无法验证的外媒观点。这种现象正给中国互联网和舆论管理部门带来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也引发了国际和民间舆论的不当解读。
为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也为让人们看到中共官方传递的真实信息，笔者认为中央应该认识到这种工作机制的不足，学会与时俱进的处理与“观众”的沟通问题，尽快建立并完善十八大信息公开机制。
我们认识到开展这项工作的挑战性，但也必须认识到尽快实施这项工作的必要性。
现在的中国已非三十年前可比，中国的国内政治动向已经具有了在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动力力，执政党要学会适应这个角色的提升变化，就不能动辄苛责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过度炒作与特殊关注。
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媒体如此关注的国家没有几个，能获得媒体青睐，这本身就说明中共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惊人成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尽善尽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负面的问题，用过于敏感的老旧思维来观察世界、要求媒体进行选择性报道，对正常政治讨论进行打压，这和一些激进主义者对中国脱离实际的要求和指责一样，都是偏激的，是不够自信、不能恰当自我认知的表现。
另一方面，中共也必须认识到世界早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而中国也已经不能回头地融入并成为这个开放世界的重要组成部门。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一部电台，都可以对高层政治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借助网络传播成为舆论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中共高层已经基本形成共识。
更为关键的是，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他的每一个决策方针都影响着中国最普通民众的命运，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中，民众参政、议政不仅是民众的权利，还是民众的义务。而且中国民众也从来都不缺少参政、议政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依旧采取原来的老旧工作方式，想要通过与外界隔绝的密室政治方式来避免群众讨论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最近中共举全党之力与谣言作战的方式，就证明这种工作方式已经不再可行。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应该把自己再遮挡在黑幕之后，我们也可以欣慰的看到，早在两年前，中共就建立了党委发言人制度。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项制度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中共的党委部门和新闻发言人还需要更为开阔的心胸、更为敏锐的新闻意识，和更为高明的工作技巧。
最近一段时间来，尤其是薄熙来事件发生后，我们就切实认识到了这些缺陷和不足。毋庸置疑，在薄熙来事件中，党中央的声音缺失已成为流言产生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像十八大这么重要的大事，中央应该充分认识到它可能在全球产生的政治影响，应该充分满足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利。在十八大前这个极为敏感的特殊时期，当局如果想要制止流言再度泛滥滋生，就要建立起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通过适时对外发布消息，来满足民众和媒体的知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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