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发奎为李济深所反击，退出广州，投靠蒋介石。不久，又在湖北宜昌反蒋，旋即失败，逃抵广西，联合李宗仁，出师东下，企图夺取广州。抵达广州近郊白云山附近时，张部有两个师为蒋介石收买，阵前倒戈，李、张联军溃败，逃返广西。
我当时任张部新编薛岳第二师第三团团长。出发进攻广州前，奉张命到广东组织“别动军”，张、李兵败，我立即遣散别动军，也回到广西。
1930年底，我感到跟随张发奎没有什么出路，便跑到上海，见到宋子文，当时宋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给我以财政部视察的职务。蒋介石却忙于屠杀革命人民，国民党人大都拜倒蒋介石脚下，但也有人坚决反蒋的，如何香凝、邓演达等。全国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
我的财政部视察，是一个挂名领干薪的官儿，终日闲荡。恰好碰到旧部刘哑佛，他是安徽合肥人。1925年我任建国粤军第十一师师长时，由同盟会会员金维复等给我介绍认识的。当时我见他头脑新颖，思想进步，就任他做我师的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个月，我师为蒋介石所缴械，便分开了。这次上海重逢，欣然道故，十分高兴。从此他常到我寓所闲谈，并介绍严希纯（解放后任全国计量局局长）、项与年（真名梁明德，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华克之（解放后在国务院外交部任职）以及袁良邹、何文风、莫钺等同志与我往来。我感到他们都是朝气蓬勃、革命精神充沛的人，我和他们相处，极感愉快。他们常把革命道理讲给我听，从言谈中发觉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渊博的学问，使我非常拜服。他们又把苏联革命的经过，详细给我介绍，还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当前革命的形势，讲给我知道。我真是顿开茅塞，对他们更加爱重。互相之间，情感更笃。他们知道我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就请我设法保释几个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我也愿为之奔走。便去找当时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文与我素有交情，在我请求和劝说下，便把几个在狱的共产党员释放了。刘哑佛等很感激我。我当时非常倾慕共产党，极想参加党，请严希纯作介绍人，严请示上级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李叫严转知我说：“莫先生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想参加共产党，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不参加党为好。今后参加党的机会很多，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莫先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共产党，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十分满意了。”我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极为高兴。表示就这样办。
上海抗战
我在上海（1930－1934），还接触到一帮“政学系”人物，首脑是杨永泰、张群，其中还有国民党实力分子，如海军司令李根源、陕西都督李震华、贵州省长吴鼎昌等。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早与我认识。因我在1922年率第七独立旅在他家乡茂名高州等九个县肃清盘踞在那里的陈炯明三万多残部，又击溃了有二万之众的黄明堂。我旅纪律严明，不伤老百姓，故杨很佩服我。杨在上海见到我时，曾拿出他的《削藩论》给我看。这篇《削藩论》是剽窃日本大臣伊藤博文献给日本天皇的一部著作，杨将它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著作。把当时各地方军阀矛盾冲突的情况，研究分析后，提出外交上倒张作霖；政治上倒汪精卫；军事上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上倒张发奎、李宗仁；以蒋介石一统天下为张本的策略。这叫“四大纲要”，献给蒋介石。蒋如获至宝，立即委杨为侍从室秘书长，从此杨得到蒋的宠爱。杨为了炫耀自己，又表示对我的尊重，因而特意给我看这本《削藩论》。我看后假意表示十分赞赏。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战开始了。全国同仇敌忾。
一天深夜，宋子文派他的亲信陆文澜、张海安用小汽车来接我。他们说宋要我去接张远南税警总团第三团团长职务。张远南是宋子文妻舅，恃势获罪于陆文澜、张海安，陆、张便向宋子文搬弄是非，说张远南曾对守卫太阳庙的士兵说：“如果日本仔打来了，便从墙洞中逃走。”宋子文怕这话传出去对自己不利，故惺惺作态，要撤张远南职，并将我提升为该团团长，带兵打仗，为他捞取政治资本。税警总团第三团是实力雄厚的一个团，有四、五千人，其中有二千广东兵，干部都是张发奎第四军旧部。我见到宋子文，宋把要我当该团团长的意思也说了。我说：“现在正在打仗，阵前撤军官职，影响不好，且张团长又是你的至戚，马上撤他的职，面子上也不好看。”我还表示可以在税警总团做个参议，若第三团有战事，可到那里指挥，平时则在总团长黄赓身边帮下忙。总团长黄赓当时亦在座，他平日对张远南也很讨厌，认为如果撤了张的职，不让张吃点日本人的苦头，是便宜了他。黄赓赞同我做他的参议，（其实心中另有盘算）宋子文同意了。我到徐家汇税警总团驻地时，黄赓在总团参谋长以及八处处长们的座谈会上介绍我和他们认识，说：“莫先生是孙总理的信徒，是第四军名将，又是宋部长的老朋友，现部长派莫先生到我团部参与打日本仔，你们应该把他看作是我一样，听他的便是听我的。”讲完后，他又将机密文件和地图等交给我，旋即收拾行李，作远走状。我很是惊异，即问黄赓：“这是干什么？”黄掏出几张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武官的美国“西点”大学同学名片（黄曾留学西点），说要去美领事馆探望他们。说完便离去，我送他出门到花园小径上，他扶着我的肩膀边行边说：“莫大哥！你这次来，真是太好机会了。”我诧异地问他：“这话怎么说？”他说：“过两天你就知道了。”说完神秘一笑。以后才体会到，黄怕和日本打仗，先溜开，我会代他当总团长。
两天后，黄赓穿着毕挺的黑色西服，乘三轮摩托车到了日租界美领事馆，出来后，又到“礼查”英国饭店找他前妻陆小曼，黄还不知道这间饭店已为日军占领，改为日军司令部了。黄深度近视，直到大门口，见守门的是日本兵，大吃一惊，不知所以，想从另一门口进去，及至发现所有门口均有日军守卫时，才恍然大悟，慌忙逃走。日军见状，便将他拘捕了。第二天，在日本报纸上，用特大标题报道“阵前俘虏国民党将军黄赓”，并将黄照片附在报上。宋子文得知此事，大发雷霆。通过各国外交团体，费了很多手脚，才把黄赓弄了出来。宋对他申斥一顿，后把他送进监狱。黄入狱后，宋子文把我提升为税警总团长。我上任后，马上通知上海正在抗战中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等。我又立即派税警团第二团在庙行阵地抗击日军。两星期后，在一次战斗中，该团利用装满泥沙的麻包作为掩体，向日军进攻。日军用重炮集中轰击，不到两个钟头，该团阵地全毁，死伤七百余人。我便指挥士兵继续作战。当年放映一部记录片《中华光荣史》，便有我骑马指挥作战的一些镜头。
不久，日军在浏河登陆，直插十九路军后方，该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掩蔽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全线转移，我们税警总团被指定驻在松江、青浦。当抗战部队撤下以后，蒋介石立即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蒋介石这种投降卖国的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
宋子文“反蒋”
上海停战以后，税警总团进驻海州。
此处为有名的“淮盐”产地，但盐枭为患已有百年。他们勾结地方豪强、贪污官吏，破坏盐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匪首白宝山，当过北洋军阀的师长，与我相识。他有二万多人，拥有轻、重机枪和其他武器。他与上海青红邦杜月笙和国民党中央孙科等有勾结，势力很大。曾把驻在那里的中央军独立第六师（师长王若周）迫走，独霸一方。我向宋子文建议，把这盐枭肃清，以利税收，宋答应了。我又考虑他们有孙科等背景，怕清剿会招致“越权”的责难，我便电报蒋介石，说明此处匪患情况与清剿意见，请求委我以剿匪之责，蒋接电后，正式委我为“淮徐地区剿匪总司令。”
1932年9月，我把盐枭据点全部攻下，捉到匪头目及不法官吏（其中包括县长，县公安局长等）八十余人，匪首白宝山逃走了。我决定把这些匪盗问斩，在行刑前，接到孙科（行政院长）和杜月笙的电报，请求我释放几个头目。我虽与孙、杜有交情，但我还是把他们一律杀掉，复电孙、杜，谓接电过迟，已经把他们杀了。从此淮徐地区安静，税收由每年十几万元突增至八百万元，我受到传令嘉奖。海州百姓也非常欢喜，在海州为我立碑称颂。税警总团从此名气大了，宋子文这时已经有独树一帜与蒋争衡取而代之的企图。美国也想用宋子文代替蒋介石以达到奴役中国的目的，也就积极支持宋子文。宋乃大量扩充税警团，使整个编制膨胀到三个师的兵力，全部美式装备，有九个德国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税警总团下辖五个团。每团足五千人。排的编制为十八个班，每班配有轻机一挺，每排又有一个六○炮班。总团直属的还有高炮、山炮、特务、通讯、运输、卫生等七个直属营。每个团还有一个手枪连。宋子文按照美国意旨，准备打起“倒蒋抗日”旗号，由美国供应五百架飞机，各方面大事扩充。这时我奉宋子文之命在苏北云台山下修建60华里长的大型飞机场。不久，宋子文要我去欧洲考察军事，税警总团团长由过去做过总团长的温应星接任。宋给我五千元大洋作治装费，要我很快起程。但等了多日，没有消息，护照也未交来。找宋询问，宋装作忘记，反劝我不要急，要我先与陈济棠、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系，以为将来反蒋之计。我知宋的用心，一则要我出洋，将税警总团交回其心腹温应星；二则利用我的关系与当时反蒋的杂牌部队联系，作为外援。我答应为他效力。
是年冬，宋几次秘密往返北平，与在北平的张学良密商，决计联合反蒋。宋命令温应星把驻陇海铁路以东的几万名税警总团部队乘火车开赴北平，准备用“请蒋下野，以清君侧”的名义反蒋。但行军目标极大，引起在郑州的河南省主席刘峙的注意。刘问温应星此行奉谁命令？温答奉宋之命。刘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在保定忙于剿共的蒋介石，蒋获电急令温：“没有军事委员会命令，任何部队不得私自调动。你部火速返原驻地待命。”蒋又对沿线部队下令作好战斗准备。温见势不妙，只好将部队退回海州。过了数日，蒋探知宋子文与张学良“联合倒蒋”计划。心中大怒，但也不敢深责宋、张。因宋掌握蒋的经济命脉，又有美国后台；张学良又拥有几十万东北军，各有力量。故蒋只得找来宋、张，抛售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所谓理论，宋、张因事已败露，无可如何。宋只得借口出洋考察经济，张则借口到意大利考察军事。宋子文委托我联系各方面的事，也没有去做。一场反蒋计划行动，便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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