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邓演达先生诞辰110周年。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器重。他曾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等职。他早期曾与蒋介石合作共事多年，因此也较早地识破了蒋介石的野心与阴谋。当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迅速走上了反蒋之路，并于1930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展开了决死之争。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下令悬赏缉捕邓演达，并予以囚禁，后威胁利诱不成又将其秘密杀害。蒋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公愤。
邓演达
左起宋美龄、宋蔼龄、蒋介石、宋庆龄
“庐山兵谏”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一直是深恶痛绝。早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后，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党、以军制政的目的，就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邓还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明确提出提高党权，旨在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为此，蒋介石一直视邓演达为心腹之患，对其十分痛恨，但最终导致两人决裂的是在1926年7月发生的“庐山兵谏”事件。
1926年7月12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大军势如破竹，第一路军很快就攻占了武昌，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了南昌。按照在广州出发时许下的“会师九江，饮马长江”的诺言，第一、二路军到达长江时应乘胜北进，但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另有图谋。第二路军占领南昌后，他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就按兵不动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电邀蒋介石到武汉讨论继续北伐事宜。谁知自认为羽毛已经丰满的蒋介石要拥兵自立，故对汪的电报不屑一顾。蒋这种断送北伐大业的行径遭到了很多高级将领的反对，其中以邓演达的火气最盛。他目睹蒋的所作所为，十分气愤，写信把实情告之于老同学唐生智，唐立刻报告汪精卫。汪决定把江西地盘夺过来，孤立蒋介石。于是命令朱培德为赣府主席，派李宗仁率军控制赣北和九江。蒋介石也迅速作出反应，任命老牌国民党员李烈钧亦为赣府主席。这样，江西省同时出现两个“省府主席”，蒋、汪之间的斗争就明朗化了。
看到国民党内出现内讧，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出面调解。他邀请蒋、汪上庐山“谈一谈”，且约定双方只能带几名高级助手和一个营的士兵作警卫。于是邓演达、唐生智都上了庐山。在山上，邓演达说服唐生智，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兵谏蒋介石，逼他继续北伐！这天晚上，仙岩壳寓的门外走来两名身挎驳壳枪的军人，说是有秘密情况要报告，哨兵还没来得及鸣枪报警，就被缴了械。带队的邓演达、唐生智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把他从床上赶了下来。
蒋介石心里气鼓鼓的。他猜想这次行动定是鲍罗廷所谋。其实鲍罗廷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召集双方上庐山谈话，完全是出于不使国民党内部分裂的想法，岂料事态的发展变得如此突然和严重！当晚，鲍罗廷立即赶赴蒋介石住处，提出“蒋总司令立即恢复自由，但这次行动属部下自发性的，今后概不追究”等妥善处理此事的几点意见。而蒋、汪双方觉得事情来得匆忙，一时也束手无策，只好接受其主张，和平解决。事后，蒋介石知道实情后，对发动这次兵谏的邓演达更加恨之入骨。
积极讨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多次在公开场合诬陷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同被列入“通缉”名单。面对蒋介石背叛革命，邓演达在武汉力主东征讨蒋，后由于奉军南下进攻武汉，武汉政府决定进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500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
1927年5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而且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6月中旬，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造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转道陕西潼关，抵达莫斯科。邓演达在莫斯科继续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吁，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痛斥蒋、汪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不久，邓演达又从莫斯科赴欧洲英、法、德等国游历考察。
自立政党
1930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人员主要是前总政治部人员，在国内已存在了两年。1930年8月，该党召开会议，正式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通过了邓起草的《政治主张》，创办了《革命行动月刊》。随后，还在14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反动统治，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企图建立第三种势力，走第三条道路。因此，当时很多人将其称为“第三党”。
在此期间，邓演达始终进行着讨蒋活动。在他所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要革命必须首先反蒋，唯此国家和人民才能得到解救。
他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进行反蒋宣传，还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陈诚和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另方面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18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1931年8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18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发动已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决定做出未过几日，邓就在上海被捕，起义计划不得不取消。
不幸被捕
其实早在1930年5月，当邓演达从德国秘密到上海主持反蒋大计时，蒋介石就已经派其心腹来到上海密切注视着邓演达，并与上海租界当局相勾结。当邓演达的军事策动全盘计划被蒋介石发觉后，蒋介石下令悬赏追捕邓演达，本人并于8月中旬由江西来到上海，亲自坐镇指挥追捕邓演达。当时情况十分险恶，很多人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忧，力劝其去香港暂避，但都被邓力拒。
1931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来自各地的受训干部结业典礼，邓演达出席这次大会，这本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为了慎重起见，邓演达于前一天夜间就来到这里。但人们哪里知道，此时的邓演达已经被一个叫陈敬斋的叛徒出卖。当天下午，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捕房的中西警探一涌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当即逮捕了邓演达等二十余人，抄走了邓演达的手稿、信件、日记等。夜间，又查抄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抓走了该会负责人等十余人。
宁死不屈
邓演达被捕后，被羁押在静安寺捕房临时监狱。8月18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向捕房请求引提邓演达等人，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会同公共租界代表开庭审讯。邓演达及其辩护律师提出：“邓演达等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能，既在公共租界被捕，管辖权属于法院，请勿为司令部提去。”等等。最后，法院判决“移送”，于19日晨押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当夜，有个侦察队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从侦察队到法租界距离不过二里，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打开牢门与邓同逃。邓演达对他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一次脱险机会，就此婉言回绝了。
8月21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陈立夫受蒋介石之意，劝邓演达与蒋合作。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芽何不帮助蒋先生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斥责：“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主义，叛离了革命！”他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又派人向邓转达他的意思，企图说服邓演达。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我们之间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
邓愤然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11月中旬，邓演达被移禁富贵山炮台后，蒋介石亲去见邓三次，每次去时，不许其他任何人接近。他们谈话，蒋的声音总是很低，邓多是大声斥责。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后，谈不下去了。蒋匆匆走了出来，满脸阴沉而铁青。最后，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邓的朋友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演达断然拒绝，说：“我写什么样的文章，不是我邓某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蒋介石千方百计利诱邓演达，但都无可奈何，他终于起了杀机。1931年11月29日下午7时许，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带了几个卫士来到富贵山炮台，带走了邓演达。就在这一天夜间，邓演达被王世和等秘密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惨遭杀害，时年36岁。
1931年12月14日，宋庆龄得到邓演达被害的传闻，即到南京去找蒋介石。她对蒋介石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演达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蒋默不作声。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带我去见邓演达，让我先同他谈谈。”蒋还是沉默不语。最后宋庆龄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己经见不到他了。”宋勃然大怒，随手把茶几掀翻，蒋见状惊惶失措，急急离开。宋庆龄气愤地从南京返回上海。后来，陈铭枢派人从遇害处附近一个老农口中探得线索，找到了邓演达的遗体，已是模糊不能辨认，但他所穿的棉衣还可鉴定。陈铭枢具棺殡殓邓演达，在小营岗重葬立碑，碑文为陈铭枢亲题“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
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出《中央通告》，公开邓演达被害的消息。至此，国民党当局已不能再掩盖其血腥罪行，捏造了“口供”和“罪状”，于12月17日在上海报纸上登出了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针锋相对，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蒋悼邓活动，并广为散发了邓演达的遗像和传略。
邓演达的不幸被害，激起了国民党内外的公愤，各方面也都为之痛惜。1931年12月底至1932年I月上旬，有胡汉民、孙科、冯玉祥、李济深、李烈钧、居正、程潜、唐生智、黄绍、张发奎等94人，中华劳动大同盟、中国革命学生总会、中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华妇女促进会、中国知识劳动大同盟、中华国民抗日救国大同盟等24个团体，以及黄埔革命同学会，分别在上海《申报》连续登出了“筹备邓择生先生追悼会启事”，并开展了悼念活动。12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宋庆龄宣言，谴责蒋介石：对“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
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中国共产党对邓演达的不幸遇害也深表痛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指出，以邓演达为领袖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反共”。后来毛泽东又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选邓演达确实是一位“以身殉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伟大人物，必将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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