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副主席习近平参加了会见，副总理李克强参加会见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会见并出席会议。九常委中有五人参加，国家主席和总理、下任主席和总理都悉数到场，会议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随后的30日晚，中共新闻网刊发了《张春贤谈治疆兴疆 做好新疆各族人民的‘儿子娃娃’》的文章，该文随即被人民网、中新网、新华网、搜狐、腾讯等多家官方和民间媒体转载。蹊跷的是，中共新闻网刊发的那篇文章最早是由《文汇报》在29日所写，原标题是《张春贤治疆缄言：忘记浮名风险 国家利益第一》，而中共新闻网转载之后则把标题加上了“儿子娃娃”。
张春贤赴新疆两年以来，尽管新疆时有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但张开放开明、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却颇受海内外各界好评，甚至被评为“最开放省委书记”，如今中共权力换届的八大在即，张的政治行情也随之看涨。如果从此种角度来看，中共新闻网在《文汇报》原文的标题中加上“新疆各族人民的儿子娃娃”一词，或许有更深的政治寓意。
“新疆各族人民的儿子娃娃”这句话的确是张春贤所说，最早出现在媒体上是张2010年去疆赴任后在新疆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当时张的原话是：“新疆真是一块宝地，我真诚地希望做一个新疆各族人民的‘儿子娃娃’，和同志们一道，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夙夜在公，恪尽职守，不辱使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美好新疆，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由此可见，中共官媒篡改港媒的新闻标题并非是炮制假新闻，而是有着深层的政治寓意或宣传用意。
其实，在中共历来的高级官员中，自称“人民的儿子”的高官不在少数，最有名的当属邓小平。1981年，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写的序言中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据说，邓的这句话感动了不少人，因此，有不少后来者纷纷拾其牙慧。2006年的人大闭幕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家总理的温家宝两次直言“我是人民的儿子，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令现场记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动不已。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但那些光彩照人的“伟大”政治人物自称“人民的儿子”，就连一些贪污腐败、卖官鬻爵的政治人渣也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如枪毙的成克杰就曾说过“我是壮族人民的儿子”，锒铛入狱的李嘉廷也曾自称是“云南人民的儿子”。正所谓上行下效，如今在中共官场内，不但副委员长、省长自称“人民的儿子”，就连市长、县长都自称是“XX市、XX县人民的儿子”。
曾任鞍山市市长的王阳在当选市长后发表感言说：“我是鞍山人民的儿子，我要努力成为鞍山人民认可的儿子，我要努力成为鞍山人民信赖的公仆。”结果短短一年之后，王阳便调任他处，而他的“儿子说”却成了鞍山市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有鞍山市网友还发帖讽刺道“鞍山市长五年三换 ‘人民的儿子’不久留”。
中共官员常常将“人民的儿子”挂在嘴边，而这话最大意义不在于“儿子”一词，而在于“儿子”前面的“人民”二字。
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等级森严的政治语言体系里，“人民”一词代表着绝对的政治正确，它不但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更起着至关重要的愚民、驭民作用。在毛泽东思想里，人民的定义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有此可见，人民不是你我他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而是一个被官方钦定的符合主旋律的、与官方同步的政治集合。
中共始祖毛泽东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最大的推动力，并把中共的成功称之为“人民的选择”，自称“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中共一方面无限地拔高人民，使人民一次绝对化、崇高化和神圣化，一方面宣称自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称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从而解决了权力合法性的悖论。其实，这一点早在几千年前的封建帝制使其就被历代帝王加以利用，只不过封建帝王不拿人民来说事儿，而拿天来唬人。
皇帝自称天子，乃上天之子，皇权来源于上天的选择，这与西方的君权神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皇帝是“上天的儿子”，所以其统治权力是不容置喙的，其对百姓的统治和奴役也都有法可循的，而这个“法”就是“天道”，故而祭天成了历代封建帝王极为重视的神圣仪式。这个仪式象征着皇帝与上天沟通的渠道，更向治下的百姓标明其统治的不容挑战。
这与重大庆典时，站在城楼上的领袖向台下汹涌的人海挥手致意的意义是一样的，通过电视卫星的直播，领袖与那些被精挑细选来的人民亲切交流的场面被印在了每一位电视机前观众的脑中。这就如同一场现代化的祭天仪式，领袖上城楼不是为了与民众一起欢度节日，而是通过与人们的欢聚的画面向民众展现其统治的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高官自称“人民的儿子”其实跟民众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的父母只是那个抽象化的“人民”，那个不容挑战的“人民”，那个绝对政治正确的“人民”。也只有他们才能自称“人民的儿子”，而一般的民众则是不被允许用此自称的。自称“儿子”的他们与自称“天子”的帝王一样，是权力最佳的继承人，是绝对地政治正确，也是最不容挑战的人物。
因此，皇帝的圣旨和诏书通常都会在最前面写上“奉天承运”四个大字，中国政府也会在诸多政府机构前冠以“人民”二字，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解放军，就连其炮制的愚民、驭民的新闻也常常冠以人民的名义，如“广大人民群众喜迎油价上涨”。
所以说，官员自称“人民的儿子”，与其说是一种低调诚恳的姿态，还不如说是没有制约的权力狂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且只有国家领导人敢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而省长和市长却只敢称“XX省、XX市人民的儿子”，非不为也，乃不敢也。
去年，在中共9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中共中央的党刊之一《求是》杂志刊发了《执政为民就要做“人民的儿子”》的评论文章。文章主要凸出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胡在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文章最后说，腐败是执政为民的毒瘤，腐败亡党，已经成为全党共识。文章还举出陈良宇、文强、许宗衡、刘志军等落马高官的例子，从而说明执政为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称“他们的下场是应得的，势必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
这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呈现了“人民的儿子”的另一个含义，即如果不执政为民，就必然被人民所抛弃，其下场会如文强和许宗衡一样。因此，“人民的儿子”其实是装孙子，在人民面前装孙子，只有把人民抬高到无限的位置，才能保住自己执政党的地位，才能继续统治民众，而“人民的儿子”一说则更像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升级版。
这种“执政为民”的民本主义在中国自古有之，《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说“民为贵，君为轻”。在中共建政之后，这种民本主义更是备受推崇。毛泽东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邓小平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胡锦涛在中共90周年大会上呼吁“拜人民为师”。
与民本主义相对应的是君本主义，而这二者其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因为民本主义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仍然是依附于君本主义，在民本主义看来，君主是要为民做主，其主权是在君而非在民。所谓的“民贵君轻”也仅仅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民本主义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是要求君主施仁政，这样是为何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帝制时期，民本主义能如此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民本主义从侧面验证了君主的统治的合法性，更为其统治增添了道义和法律筹码。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闾小波教授在文章中写道：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与民主是相对立的，在以民本为基础结构的儒学中没有民主。民本主义之民，固然与“重民”、“爱民”、“恤民”、“惠民”、“亲民”等相联，但也与“用民”、“使民”、“畜民”、“驭民”、“牧民”、“愚民”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的民本主义其实是站在君的立场上通过“惠民”来达到“驭民”的目的。
民主主义之民，也与“重民”、“爱民”、“恤民”、“惠民”、“亲民”等相联，但却与“用民”、“使民”、“畜民”、“驭民”、“牧民”、“愚民”等水火不容。“民本主义”构建的一个纲常有序、人有等差的人伦社会，其施政以人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君子安位”；而民主主义构建的则是一个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法理社会，其施政以法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自由与平等。在“民本主义”社会里，官员是为民做主；而在民主主义社会里，民众则是自己做主，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面对西方民主主义大潮的涌进，面对国内暗流涌动的民意，中央政府祭起了“民本主义”的大旗，大小官员们言必称“人民”。然而，无论官员们如何把玩“人民”二字，已经觉醒的民众是不绝不会再允许那个空洞抽象的“人民”代替自己的，而所有自称“人民儿子”的人如果再不拿出切实行动，其下场或将如“人民的父亲”那般惨痛和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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