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发生至今的23年里，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且大有赶超美国的势头。值此“六四”23周年纪念日之际，此起彼伏的抗议和悼念活动开始轮番登场，但大多未能掀起大波澜。究其原因，有观点认为，或因中国经济成就已然远远将“六四”甩在了后头，成了一块概莫能外的“遮羞布”。
1989年的“六四”风波，是一场学生和百万群众参与的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公众对政治腐败的强烈不满。这场风波引发的蝴蝶效应至今还在继续扩散，如每年“六四”临近时的抗议活动，声讨中共放松管制，其中亦不乏平反的呼声。不过，此类围绕“六四”展开的活动已经呈现出了式微的局面。甚至有人喊出了“海外民运已死”，更强化了这种可能性。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时的气场，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便可管窥一二。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才导致人们放宽了对“六四”的容忍度，进而让讨伐“六四”的力量涣散、日薄西山。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演，如若中国今时今日还在第三世界国家行列里举步维艰，还得惴惴不安看其他国家眼色行事，那么就“六四”问题声讨中共的团体就会爆棚甚或满盈。这种逻辑看似符合情理，其实却暴露了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六四”是否该大加挞伐，不是由“六四”本身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经过“六四”风波的中国究竟是进一步沦落还是振翅腾飞；另一方面，发出此类质疑的人，选择性地忽略了“六四”发生时中国的境况，并想当然将中国当前的成就与“六四”进行强行嫁接。
不论何朝何代，哪国哪洲，用今日之视角来重新审视过去，不免造成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错觉。如果没有文革十年浩劫，没有“六四”政治风波，中国是否就一定发展得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更好”，需得以撇除文革、“六四”后中国并未遭遇其他波折为基础，才能说服人心。而对于刚从内忧外患中探出头来深呼吸的中国，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没有危机就没有动力，中国危机驱动型的社会形态也决定了其只能在危机中寻求发展契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在2日举行的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中国今天的成就是以变革为基础才取得的。换言之，没有一系列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变革，没有随之而来的危机作为驱动力，中国很难有今天的成就。推而广之，“六四”风波除了带来流血冲突和长达23年之久的民主自由大争论外，也奠定了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口号的基础。
不过，“六四”说到底都是一场悲剧，而且是一场在寻求理想征途过程中酿造的悲剧，不管这一悲剧是时代的产物，还是人力所致。“六四”的悲剧性和教训，不能因为今日中国的成就而掩盖，同样也不能因为时间的持续堆积而遗忘。中国政府在“六四”后，经济上采取的开放和自由化政策，政治上未重走极左年代的老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也随着经济的自由化而下降，这些都是值得推崇的进步。
而在能否直面“六四”的问题上，却做得远远不尽如人意。可能，中共当局有更深远的考虑，比如放开“六四”管制后，会否带来新一轮的波动，会否无形中给民运团体以可乘之机，会否拖了中国黄金发展期的后腿。而这些，恰恰是那些竭力呼吁平反“六四”的群体很少去换位思考的问题。
香港社会学学者丁学良教授此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对中共解决“六四”的紧迫性敲响了警钟。针对一些分析人士基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等作出的“现在再重提‘六四’，意义已经不大”的结论，丁学良表示坚决反对，称中国未亲历过“六四”的年轻人有必要通过媒体来了解真相。再者说，“六四”后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仍居于高位，由此积累起来的愤怒情绪不可小觑。
6月4日，正值“六四”23周年纪念日当天，美国借机呼吁中国尽快拿出当年武力镇压中被打死、打伤和仍然下落不明者的清单。如果放在中美近日美军新军事战略的大背景下来看，挑衅中国的意味颇为浓厚。不过，如果剖离了美方妖魔化中国的图谋，以及中国的“受害者”心态，基于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呼吁“六四”清单的公布并非过分要求。对左顾右盼的中共来说，即便有这种收拢民心的意愿，在当前“条件不充分”的环境中，还是很难迈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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