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罪”是个荒唐透顶、极为混账的罪名，而受惠于这一罪名的当事者大多又是公职人员和暴发户，该罪名已成在庇护强奸幼女的有钱有势者的同时，更让司法人员可以“择刑而判”，为司法人员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近日，河南永城市委副秘书长强奸10余名幼女案，和浙江永康所谓的“嫖宿幼女案”，使“嫖宿幼女罪”这一备受诟病的罪名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去年年末，陕西略阳县街头巷尾不少人在议论和相互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当地4名村镇干部，将一名上初中的12岁女娃强奸了，致该女娃大出血后送医院治疗。一些媒体以“陕西略阳村镇干部涉嫌轮奸幼女”为题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后，警方很快宣布案件告破。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明摆着的强奸、轮奸案，却被略阳警方定性为“涉嫌嫖宿幼女罪”，并以此罪名刑拘了7人。
略阳县警方透露，9月18日，该县郭镇西沟村原村支书魏某在略阳城区一宾馆内嫖宿12岁女生，10月11日晚，郭镇两名镇干部在某酒店先后对同一幼女嫖宿，该幼女正是和魏某发生关系的12岁女生。公安机关已于11月26日对涉嫌嫖宿幼女罪的魏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向略阳县检察院提请批捕，目前检察院正在对案卷进行审核。
一个十分明显的强（轮）奸案，却被略阳警方定性为“嫖宿案”，12岁的幼女却成了“卖淫女”，因此遭到广大网友及媒体的强烈批评，几乎所有主流网站均在主页推荐了涉及该案的博文、贴文，一些重点网站还组织相关专题供网友集中讨论，以显示对略阳警方胡乱定性的不满。
因为我国《刑罚》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因为多年坚持“凡和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是何原因，均构成强奸罪”的定性标准，较好地保护了幼女免受性侵犯的危害。
之所以制定如此严厉的条款，就因为幼女作为无行为能力人，心智没有成熟，缺乏最起码的性意识，也不懂维护自身的性权利，因此而成为法律的特殊保护对象，刑法有必要对奸淫幼女犯罪行为采取严格责任，而且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强调对幼女给以特殊保护。
可2003年最高法司法解释中“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将原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对于某些“性侵”幼女者，犹如增加了四道保险，也给司法腐败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而更为糟糕的是，1997年《刑法》修订中增加的“嫖宿幼女罪”，更是将部分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定性为“卖淫女”。那些和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本应以强奸罪从重处罚，最高可判死刑，可增加该罪名后，就变成了嫖客，最多只能被判15年有期徒刑，法律对“性侵”幼女的威慑力明显降低。
正因为法律对“性侵”幼女行为的一再放纵，众多有着“处女情结”的混账东西，就把罪恶的目光瞄准了“书包妹”。从近几年屡屡曝光的“性侵”幼女案来看，各地法官判决标准迥异，甚至“择刑而判”现象十分明显，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增设“嫖宿幼女罪”的荒唐。
2009年初曝光的“习水公职人员性侵幼女案”，曾引起社会极大的震动，中央调查组还曾进驻该县，可最终还是以“嫖宿幼女罪”结案，自此社会呼吁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可对于“性侵”幼女事件，判决比习水更为宽松的地方还有。如浙江省临海市气象局原副局长池全胜，在被害幼女“叔叔，我还是一个学生，只有13岁，你放我回去吧”的乞求声中，依然对其实施性侵犯。如此明目张胆的强奸幼女行为，却被当地法院定性为“嫖宿幼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
而与该案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卢玉敏案”。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花6000元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三个月后该幼女报案，卢玉敏被宜宾县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金5000元了事。可该案经媒体曝光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法院最终以强奸罪判处卢玉敏有期徒刑10年。有网友调侃，卢玉敏如果是在浙江临海作案，最多恐怕只能以“嫖宿幼女罪”判个5年。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中早就有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不难看出，这是典型“择刑而判”的案例，“嫖宿幼女罪”实际上已成司法腐败的遮羞布。
设置“嫖宿幼女罪”，在法理上也是极为荒唐的。由于“强奸罪”中的“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本身就包含“嫖宿幼女罪”中的“14周岁以下‘卖淫女’”，因此，在强奸罪构成要件未变的情况下，设置“嫖宿幼女罪”就极为荒唐了。尤其是“嫖宿幼女罪”需以“雏妓”存在为前提条件，而未满14周岁以下的幼女，在刑法范围内原本就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根本就不该承担“卖淫”之名。因而“嫖宿幼女罪”在当今中国，并没有存在的法理基础。
此外，“嫖宿幼女罪”还刺激着卖淫团伙紧盯幼女。近几年被揭露出来的多起“嫖宿幼女案”，就都有卖淫团伙如影随形，有些犯罪团伙甚至不惜手段招募幼女，供嫖客“买处”以攫取高额非法所得。而如果没有了“嫖宿幼女罪”，这些犯罪团伙也就不敢冒着犯“强奸罪”的危险，诱骗幼女参与其中。
“嫖宿幼女罪”还对幼女构成了双重侵害。这些受到性侵害的幼女，在“嫖宿幼女罪”中作为被性侵害的主体，又被法律认定为“卖淫女”，这是法律给予她们的二次侵害，而这样的伤害，甚至比遭到性侵害的影响还要严重。
不难看出，“嫖宿幼女罪”是个荒唐透顶、极为混账的罪名，而受惠于这一罪名的当事者大多又是公职人员和暴发户，该罪名已成在庇护强奸幼女的有钱有势者的同时，更让司法人员可以“择刑而判”，为司法人员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因此，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尽快废除“嫖宿幼女罪”，均已显得至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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