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报告显示，有60%的中国富豪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考虑移民，拥有海外资产的中国富豪已达1/3。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富豪会选择远走他乡？首先是富豪们在国内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多方面，比如财产的不安全感，对环境的不安全感等等。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唱红打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法治的践踏、当政者的独断专行，政策的不确定性。重庆希望民营企业家坚定信心，重振士气，当务之急是从法制入手，下大力纠正冤假错案，积极退还非法没收侵占的个人财产，创造相对公平合理的投资环境，吸引那些逃离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回归。
6月8日，重庆高调举行“重庆市发展民营经济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市长黄奇帆等高官悉数出席会议。 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照兵再一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希望重庆民营企业家要坚定信心，重振士气，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以大手笔、新思路谋划企业新发展，在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方面走在西部前列，迎接重庆民营经济新的发展春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更是对民营企业家承诺：“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积极纠正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立法和行政规章，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不受侵犯，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经营不受干扰，旗帜鲜明地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此前，重庆市政府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留、冻结企业财产和资金”被写进了上述《意见》。
重庆高官员纷纷力挺重庆民营企业家，不仅让重庆民营企业家受宠若惊，更让海内外感到好奇！众所周知，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重庆民营企业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一个个相继成为“打黑”专政的对象，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抓被判，要么被没收财产，要么被打成了残废。这一过程中，有数百亿所谓“涉黑”资产未经法院审定，就被强行没收或被打黑专案组控制，或转入国资控制的西南证券托管，甚至直接由专案组班子直接控制。
这次会议普遍认为是重庆继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微妙转变，但实质内容如何仍有待观察。这次会议严格限制进场媒体，只有4家当地官方媒体允许进场，很多媒体想进也进不去。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2011年到重庆调研后，撰写了《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针对重庆官方的最新表态，童之伟在微博上说，“关键是要复查李俊、彭治民、黎强等人的案子，依法纠正错案、平反冤案，否则再怎么宣传效果都不会好，民企老板照样向海外转移资产、跑路。”
在重庆打黑过程中，许多知名企业家的古玩、字画，黄金等等大量消失。例如所谓黑老大陈明亮，是知名的青铜器鉴赏专家，也是重庆最大的古玩商人，重庆古玩商会会长，他在2010年9月27日被执行死刑。当地法律界人士称，他的起诉书中，除了现金、股权外，并未提及任何古玩文物收藏。
2010年6月20日，重庆希尔顿酒店因涉黑调查，停业整顿。
彭治民在于7月23日被逮捕，此后，他因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损毁财物罪、高利转贷罪、滥伐林木罪、非法占用农用田罪、行贿罪等多项罪名，在2011年5月4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彭治民被判刑后，被冻结和没收的财产，估值约80亿元人民币。而黎强被打成"黑社会"，则与他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中，言语顶撞薄熙来直接相关。
重庆年年接近20%的经济增长和超过50%的财政收入，并没有给“重庆模式”增光添彩，倒是留下了巨大的窟窿。市政府以国企和民生的名义到处借债，利用包括重庆八大投资平台（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融资，致使重庆债台高垒。
数据显示：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多亿，这个数字相当于2011年全国发债的一半，是重庆市年财政收入的5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重庆市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重庆希望民营企业家坚定信心，重振士气，当务之急是从法制入手，下大力纠正冤假错案，积极退还非法没收侵占的个人财产，创造相对公平合理的投资环境，吸引那些逃离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回归。
一项报告显示，有60%的中国富豪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考虑移民，拥有海外资产的中国富豪已达1/3。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富豪会选择远走他乡？首先是富豪们在国内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多方面，比如财产的不安全感，对环境的不安全感等等。
特别是最近几年重庆的“唱红打黑”，让很多民营企业家受到惊吓！重庆打黑的主要对象就是民营企业家，那些被打为“黑社会”的都是民营企业家和富人。这些富人中不排除有涉黑的，但很多都是这种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唱红打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法治的践踏、当政者的独断专行，政策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加剧人们的担忧，富人群体比普通百姓更加敏感。当富人们看到同类纷纷入狱，甚至全家被抓，辛苦多年挣下的资产被全部没收时，当然会感到恐惧和担忧。
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群体的权益时，其他所有公民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些房屋遭强拆的居民，土地被剥夺的农民，并不是富人，当这些穷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富人的权益照样得不到保障，同样道理，富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穷人的权益同样得不到保障。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民族和谐相处，在民主法治的阳光下自由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酝酿着危机，首先逃离的肯定是富人和精英群体，因为他们比普通百姓更有办法，富人和精英群体必然流向稳定与安全的地区。
其实，人们真正害怕的还不是所谓的“专制”，而是极端的民粹主义。那些吹捧重庆模式的，大多是毛派极左势力。他们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民主法治，把人类的一切文明的成果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排斥，他们希望中国回到文革极左专制的时代。
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和政治家应该明白，维护和推进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不仅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也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通过破坏民主法治，煽动民粹主义，利用极端主义，虽然可以让自己风光一时，但终究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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