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海外民运 谁能摸准时代脉搏？

回顾过去20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看到一个上层带动中层，中层带动下层的规律，即所谓的“trickle down”里根主义模式。现在中国经济整体上升放缓，下层缺乏上升的机会，他们的怨气越来越大，以至于以骚乱的形式爆发出来。薄熙来摸准了时代的脉搏，所以得到了中下阶层的拥护。习近平和海外民运，谁能摸准时代脉搏？

把过去20年间“中国之翼”杂志按时序排列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中国上流社会对生活品质追求的上升阶梯：起初是名表，后来是名车，再后来是西式别墅，最近几年是豪华型别墅和高档写字楼。而上流即权贵阶层生活品质飞速上升的同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也在同步上升。以我在京的大学同学为例，他们中很多人在90年代末的时候还住在面积很小、设施老旧的传统型公寓里，也没有自己的汽车。个别人有意辆“夏利”便很满足了。然而到2005年，他们都买下现代水准的商品房，平均面积在120平米以上，至少三卧室，很大的客厅，很好的装修，厨房和洗浴设备都很先进，其居住条件不比我在美国的独栋大房差多少，有些地方还要更先进些。这与90年代初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还记得93年夏天我第一次回京时感受到的心理冲击。89年底飞到美国东部时感受到先进文明带给我的强烈冲击，在纽约JFK机场里我感觉简直是到了未来世界中的另一个星球上。两年后，我从东部飞到加州硅谷时，那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令我感觉象又出了一次国。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以“永和”和“大华99”大型连锁超级市场为代表的台湾文化。那时我只是名穷学生，在别人家里租一个小房间，开一辆又老又破的旧车。那种生活水准在美国无疑是垫底的。然而我在93年夏天回京踏入自己生活过多年的父母那套二居室公寓时，顿时被家里的小、暗、差震撼住了。相比之下，我在加州那个脏乱差的住所简直如豪华别墅了。而当时我父母的收入和居住条件在中国至少属于中上。但我为他们的处境难过了一夜。当然他们自己并不觉得有多糟，尽管不理想，比如说面积太小，家里没有淋浴等等。

第二次回京是96年底。那时中国正兴装修热。家家户户搞装修。那时的装修水平是比较低的，从材料到设计到价格到品质都低，而且客户与包工头之间的纠纷频繁。流行的说法是“装修一次，少活十年”。平时一团和气的老爸差点和第一个包工头大打出手。当时父母把邻居的两居室要到手，打通一面墙，居住面积扩大到80平米，屋顶装修成仿欧式宫殿的形状，看上去很 fancy。那时候的装修都是那个风格。厕所里按一个热水器，淋浴也有了。然而不出10年，那样的装修就显得过时了。但2002年后兴建的商品房以及配套的装修至今看来仍然不错。

在我看来，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1998-2008之间的十年间增长最快，而增长的高峰是2005年左右。以私家车和商品房这两个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来看，90年代末是从无到有，2005年以前是从有到好，2005年后是从好到多。当然也可能是先从有到多，然后从多到好。上面提到的我那些在京的同学，多数在2005年以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提升。2005-2010之间，他们有些人又买了新房，又换了大车，但可以明显感觉到增长势头远不如从前了。

经济繁荣周期的起点是技术革命带来人们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无论是铁路运输，电子通讯，航空技术，建筑材料和设计的进步， 以及互联网等等。

这个周期起于从无到有，然后是从有到多与好的迅猛发展。多好以后，追求更多更好就难了。那时繁荣周期就进入尾声了。在往后便是萧条与平缓，直到下一次技术革命。中国在过去20年里，尤其是入世贸以后的十年间，将西方半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技术进步快速引进，经济高速发展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奇迹可言。问题是现在对新技术的引进已经进入收官阶段，甚至连官子都收完了，没有什么可以引进的了。中国的汽车生产量，商品房、写字楼的新增面积已经连年世界第一。多好已经实现，经济发展正进入向更多更好迈进的顶风期。中产中间以上的家庭在07、08年之前已经把商品房卖好，有些不止一套，现在买房意愿很低。中产中间以下的家庭多数仍有买房的意愿，但面对已经涨上天的价格只有望房兴叹。在见闻（二）中我提到一位年收入10万元的卡车司机对买房已经绝望。

再看私家车，已经非常普及。稍微有点钱，比如说我那位年收入10万元开卡车的中学同学，哪怕买不起房，买车还是没问题的。时至今日，我在北京的亲朋好友几乎家家有车。没车的要么是太穷了，要么是嫌开车麻烦，不想买车。这么多人有车，堵车的情况可想而知。我知道有些同学现在比过去开车反而少，更多时间是坐地铁。很明显，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年的统计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仅看我在北京的亲友，他们的购车欲早在2008年以前就被充分满足了。但中国汽车产业产销数量最后一跃是在金融危机后2009-2011三年，一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市场。这说明私家车已经从中产中间以上普及到中产中间以下。再往后就饱和了。

房屋与汽车市场增长乏力，传统的出口业遭遇欧美经济疲软，中国经济的几大引擎中多数熄火，剩下服务业和政府基建投资，推力自然不比去年。我在国内时感觉经济在今后一两年内放缓的可能很大。想不到最新出来的数据显示经济已经放缓，而且程度超出预期。

回顾过去20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看到一个上层带动中层，中层带动下层的规律，即所谓的“trickle down”里根主义模式。一旦上层的生活水平触顶了，中下层的上升也要随之停止。过去上层追求名车大房，中层追求中车中房，下层追求小车小房。现在上层的房车追求都得到满足，再往后要坐私人飞机、移民西方了。这是触顶的迹象。中产中间以上的生活水平也触顶了。只有下层还有强烈的上升欲望，但却缺乏上升的途径。过去各阶层生活的上升是靠经济整体上升。一旦经济整体上升放缓，下层缺乏上升的机会，他们的怨气会越来越大，以至于以骚乱的形式爆发出来。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危机象击鼓传花那样从江传到胡手中，现在即将从胡传到习近平手中，那么习再无机会向后传了。危机恐怕在他第一任期内就会爆发。江胡任期内，由于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正义缺失的问题被人们忍耐住了，因为毕竟未来是有希望的。 但如果现在经济增长停滞，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止步不前，上层与中产中的中上还可以忍耐，但数量巨大的中间以下阶层人民恐怕就忍不了。

如果我是习近平，我现在会很担心经济在我接班后一蹶不振。我甚至会埋怨温家宝他们的4万亿刺激方案过大，以至于把经济中潜在的增长在2009-2011三年内都吃掉了。本届政府如果要成全下届，最好的办法是继续紧缩银根，把资产泡沫统统挤掉，房价打压下一大块，甚至将经济推入衰退，而把经济复苏留给下届政府。最糟的是现在又出台一个几万亿刺激方案，不但达不到上一次那么强的效果，而且经济不死不活地拖到下一届手里时就只剩下衰退一个选择了。

当然根本的问题在于习近平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转变的挑战。

旧的 trickle-down 增长模式终于走到头了。下面再求增长就要在中上层止步不前的形势下帮助中下层人民提高收入。 这需要政治体制的调整。现行的体制符合上层的利益。好处从上层流下来流到中层，最后流到下层。新的模式必须以中下层为优先。谁的政治主张符合这一历史要求，谁就更可能在竞争中最后胜出。当今中共高层内对这一时代脉搏把握得最好的莫过于薄熙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中下层人民中声望很高的原因。

我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在民运这一边的。很可惜，民运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似乎与中国的现实似乎脱节。而且民运的领导阶层也太专注于民运群体关心的核心问题：体制/政权的更迭，6-4翻案，宗教信仰，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等。坦率讲，这些问题不是国内百姓关心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在的状况并非反共派经常描述的那么民不聊生，逼上梁山的状况。杨佳、钱云会、汕头乌坎这样的例子当然比比皆是，但在十三亿人的汪洋大海里，仍然掀不起风浪。民运要想争取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不能只谈民主派的核心议题，更要多谈民众关心的普通议题。这和美国政治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民主党以自由派为主导，而自由派关心的核心议题有同性恋婚姻、全民健保、环境保护，等等。但仅凭这些议题是不能赢得总统大选的，因为争取不到中间派的支持。共和党也一样，不能眼睛只盯着自己的核心议题。要想争取中间群众的支持，则必须在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上下功夫。这个议题就是经济。不仅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也一样。而且恐怕这是当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民主派必须从反贪腐、反贫富悬殊切入，将体制/政权更迭的目标与广大民众关注的社会公正议题挂钩，这样才有广泛的吸引力。仅靠自由民主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