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7日上午，广西玉林市所辖博白县顿谷镇计生行政执法工作组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规定，到顿谷镇李姓超生户家中，动员其依法缴交社会抚养费，但其拒不缴交。工作组依法暂扣其杂货店部分商品，并请他到镇政府接受劝导。当晚，受不法分子唆使，数百名不明真相的民众围堵顿谷镇政府。这就是博白计生事件的开端。
5月18日至19日，该县永安镇和沙陂镇也出现不明真相的民众围堵镇政府机关现象，并出现了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等违法行为，围观群众最多时达到2000人左右；另有水鸣、大垌、那卜、英桥四个乡镇先后发生类似围堵事件，部分镇政府机关或计生服务所的门窗、交通工具、办公用品被烧毁、损坏。
5月24日，广西玉林市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博白县多个乡镇近日出现的群众围堵乡镇政府事件终于告一段落，28名涉嫌串联、挑唆并参与打砸的人员被警方拘留，玉林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郭成球称“其中23人已变更为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一些媒体根据官方单方面声音，避重就轻略去事件的具体起因，仅称“事件缘于群众对当地政府计生执法工作不满。群众称计生工作人员执法粗暴且涉嫌乱收费”、“计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笔带过，并引官方的话“不少群众生育观念和守法意识落后”以证明群众聚众闹事“师出无名”。
新闻背后没人说出的真相
在外界可以看到的新闻中，似乎起因就是计生工作组到顿谷镇李姓超生户家执法，然后群众不满，煽动了几个乡镇的群众围堵政府。
但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他李姓超生户家是什么来头？是不是隋唐李渊的嫡亲后裔？怎么平时那么多家庭被地方流氓或地方官员欺压没几人站起来说句话，他李姓超生户家如今才被‘依法暂扣其杂货店部分商品’，就能煽动几个乡镇的人起来围攻政府？”
走访玉林市管辖的县区，走进群众中去听听受害群众的声音，有心想了解真相的人自然会发现在这次事件中，连作为社会监督一大力量的权威媒体也集体“失语”背后的真相。
2007年春节过后，国家有关部门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广西卫生、教育、计生几个“落后”排在全国倒数名单内，被点名批评。于是乎，政府换届完成后的4月，玉林市贯彻文件精神的“实际行动”拉开帷幕，在一面继续抓紧治污、实施“每天上班（上课）前一大扫”一面“逼迫”学校教职工、学生没日没夜为“两基”检查造数据造政绩的同时，各县区级政府部门抽调政府办、公检法的执法人员汇同计生站工作人员组成“计生工作组”（有些乡镇还拉上派出所及派出所日工所熟悉的地痞流氓），不分昼夜袭击各乡镇下面的农村超升家庭。这“文件精神”的一实施，就成了后来“计生工作执法组”为谋私利为所欲为受到群众质问时很理直气壮地说出“你有本事就告到刘奇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那里去呀”的“免死金牌”。
为什么说工作组做计生工作是“袭击”呢？
报道中一笔带过的“执法粗暴”具体是怎么个样子？
“简直就是土匪下山、鬼子进村！”这是暗访各县乡镇时群众对“计生工作组”的“生动”而充满辛酸的形容。
一些是事先通知过交“社会抚养费”（群众均称之“超生罚款”，据悉罚款数目不等。已核实的其中一户超生一个是2800元，有一户超生两个则是要14000元。韩寒在他的BLOG上似乎写过一些安徽超生富翁罚款了事的文字，相比广西玉林市各乡镇的现状，恐怕是小巫见大巫，或许他本来就是个小混混，只懂得听说了发发牢骚可有可无的质问几句，农村到底如何他自己也没想到去调查），有一些是工作组“怕惊动了人逃跑”而没有通知过的，都一律“袭击”。
为防村民反抗，许多“计生工作小组”（常常是各部门的执法人员三四十人组成一小组，也就是媒体报道把时间先后混淆所称的“玉林市及博白县目前共派出28个工作组约4200名干部，到全县28个乡镇进村入户与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化解矛盾，了解群众诉求”）都配备公安的枪、警棍、防暴服、盾牌。车开到村民家门口，开门的直接冲，不开的撬窗砸门，不管有人没人，值钱不值钱东西全部扛完，猪、牛、笼子里养的、谷仓里的、厨房碗柜、卧室床铺衣服，统统拉收上事先开来准备好搬东西的大卡车（“执法车”），有的甚至用准备好的钉耙耙屋瓦，用16磅锤锤墙（这就是所谓的“依法暂扣”）。家里有人的，把超生的事主拉上车去“结扎”（做绝育手术），还要催交“社会抚养费”。据一些乡镇的村民说，有些地方在街上等车的未婚少女、在工作组“执法”时站一旁围观的未满18岁的少年也被抓去“计生”了，还闹得“被阉”的人绝望自杀。这个情况没有找到人确证，这传言真假难辨。但是，下面这几个则是证实过的：
2006年10月，博白县双凤镇平山村一官姓户主因不久前第4个小孩出生，被镇里计生工作组得知，又上门催交“社会抚养费”2000元（不得知为何此前没有拉去结扎），此时官某钱已被罚空，家徒四壁，交不出钱来，悲愤之余将未满月的小女儿丢下家门前的水库溺死。
2007年3月，博白县顿谷镇盘古村户主梁某、苏某家被“袭击”。
同年4月，容县自良镇古济村梁某家被“袭击”；云松村一谢姓人家，超生的户主和其兄同住，屋中其兄的财产也被“依法暂扣”，其兄出示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想要回他的摩托车，被执法人员掼倒在地，差点被以“妨碍执法”为由治安拘留。
官家为何多匪气？
从该事件的产生及其结果分析，“人治”大于“法治”，“当官的”匪气十足，不说“构筑官民和谐”，连保持平安相处都无从谈起。而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当地政府避重就轻，隐瞒甚至歪曲一些事实真相，将执法公平、公正、公开筑之高阁，凸现出当地官方惟我独尊、以权谋私的“官”思想的泛滥和严重。
透过新闻背后的真相，人们不禁要问：“依法暂扣”的物资和那些没有发票甚至没有收条的“社会抚养费”最后落入了谁的口袋？
当地老百姓说：“当官的全是贪的！你看看博白有哪个当官的有点职位的不开小车？”这些官员拿了纳税人的钱不当好父母官不算，还在中央一直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儿当起“土匪”来，中国特别是边远地区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
计生工作凸显出来的政治、社会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一个关于节制人口问题的提案，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 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然而，因为随即而来的“批右运动”和十年“文革”，毛泽东等人从赞同马寅初的人口论变为批斗，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时已经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后。这“刻不容缓”的计生工作，因为一些领导人毫无人权和民主意识的“人治”而耽搁了25年！直至“问题益形棘手”。
然而，“当官的”的对于自己组织内部或领导个人决策的失误，从没有人说过要“负责”。这些没有哪个当官的“买单”的棘手问题最终全部推给了人民，承受计生重压的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农民。从“文革”走过来的“当官的”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和政绩，从上世纪80～90年代初期在计生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高压态势。所谓“高压”，亦正是如同“鬼子进村”般的计生工作组的“执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6年，广西玉林市这种野蛮的“执法”行为有所收敛，如今却又重新爆发了出来，所谓“狗改不了吃屎”是也。看看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资料，“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提出来刚过一年。
“为什么总想多生一个？”
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超生户都会无奈地说：其实我们也不想，现在挣钱越来越难，而物价越来越高，学校收费又高，到小孩要去读书了，也没有多少钱送孩子上学，一个小孩都难养。但话又说回来，像我们在农村的，不多生个男的，养老找谁去？哪像你们城市人，有医保有养老保险。”
执政党在考虑自身如何“统治”好这些“蚁民”中，考虑的都是社会“僧多粥少”问题，在养老保障、避孕教育等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当官的”一面抓紧经济建设弄多些“粥”，同时想尽办法减少“僧”，方法简单而粗暴，从没想过“平等”、“人权”问题。从这情况分析，最终“蚁民”起来“暴动”成了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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