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使林彪的地位陡然上升，也使他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起来。林彪知道，他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不稳固，与他资历相当，能力卓越的治国治军干臣栋梁大有人在。这都是他政治上的潜在对手。林彪要充分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推波助澜，制造全面的社会动乱，以求在动乱中进行更大的政治投机，打倒党内军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巩固他的政治地位。
“文化大革命”为林彪实现他的政治野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要彻底把水搅浑，以攫取更多的实际权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央军委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规定军队的运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把运动限制在少数部门。林彪对这种冷清的状态不满意，煽动在军内搞“四大”，特别指责部队院校搞了许多压制群众的条条框框。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指令，军委、总政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否定了军委为稳定部队所作的若干规定，否定了党委领导运动的必要性，鼓励了“造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对这个文件非常重视，批准下发。当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了《紧急指示》，要求县以上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
《紧急指示》是林彪祸乱天下的重要步骤。《紧急指示》的核心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它不但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由相对平稳到极端混乱的转折点，而且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恶风推向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受到造反派群众的“火烧”“炮打”的激烈冲击。除野战军外，全国各级党委的领导从此逐步中断，党组织陷入瘫痪，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批斗。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作了重要发言。他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一条与毛主席路线相反的“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
广大干部普遍不理解“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担心社会混乱的问题。林彪则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空论为回答，大谈他的“乱子观”。林彪说：“乱子有两重性。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一点小乱。……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
为了进一步论证“乱”的必要性，林彪在此提出了他著名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他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时，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这是推崇自发，鼓励偏激，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的理论。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讲话，大量印发到社会上去。
林彪的“乱子观”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为越来越激烈的“造反”行动火上浇油，提供了具有毛泽东“好学生”权威的理论依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群众造反的势头愈来愈大，迅速波及到工矿企业和农村。1966年冬，中央召开工交座谈会，研究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一伙竭力煽动把动乱之火烧到工厂农村中去。
周恩来、陶铸、余秋里、谷牧等中央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工农业生产陷入混乱的形势忧心忡忡，力争缩小动乱的范围和程度，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他们的正确意见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无理批判。1966年12月3日，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说：“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能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江青、康生一伙对陶铸、谷牧等领导进行围攻，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林彪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
12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会议通过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
12月15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即“农村十条”。
这两个文件下发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迅速蔓延到工矿企业和农村。
随着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全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随着林彪的《紧急指示》，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恶浪；随着林彪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林彪在12月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国城乡都卷入造反运动之中。虽然，这些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作出的，但是，林彪竭力扩大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理想的追求，积极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推动着“文化大革命”，使全党全国一步步地走向全面动乱，并给“文化大革命”涂上简单粗暴横蛮的特点。
林彪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与江青、康生等人狼狈为奸，诬陷迫害党政军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林彪居心险恶，他认为通过整倒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既可以表示出自己政治上的路线“正确”，证明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又可以扫除权力斗争的障碍，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
1966年8月，叶群两次找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代表林彪向他口述了13条诬陷刘少奇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材料。翌日，雷英夫把赶写出的“关于少奇同志的材料”交给叶群。林彪看到材料后，于14日召见了雷英夫，指示他以“林副主席并报主席”的来信形式报上，以便“更政治化些”。雷英夫立即照办。
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的信和材料批转江青。“江青同志此件请阅。并请酌转主席阅。林彪8月14日。”江青把信和材料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圈阅。
雷英夫在林彪、叶群授意下写的这封诬告刘少奇的信，主要内容是：
1刘少奇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主席指示。
2刘少奇自以为可以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
3刘少奇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了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刘少奇在组织路线上安插私人，包庇坏人，对主席不请示不汇报，有宗派圈子，搞独立王国。
5刘少奇在思想作风上惟我独尊，一言堂，吹捧老婆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蹲点的桃园经验。
6攻击养病的老同志，影射林彪。
雷信是第一封诬告刘少奇的信。它以臆想为根据，无中生有，拼造事实，无限上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对刘少奇严厉批评之后，林彪授意雷英夫诬告刘少奇，已不是一般的讨好奉迎，而是恶意地中伤陷害。特别是信中说刘少奇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纯系别有用心地挑拨离间。在毛泽东对刘少奇严重不满的情况下，这封信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疑虑。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其后各种重要会议上，林彪摆出“跟得最紧”的“好学生”的姿态，多次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称刘、邓执行了“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林彪把“刘邓路线”上挂下联，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问题，甚至革命战争年代的问题，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制造罪名，迫害了大批干部。
1966年冬，刘少奇被隔离、批斗。随后，中央成立王光美、刘少奇专案组。
1968年9月，康生、江青、谢富治一伙控制下的专案组采取牵强附会、逼供信的恶劣手段，制造伪证，给刘少奇罗织了“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名，并把这份弄虚作假的材料报送中央。9月29日，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报送的审查报告上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在军队中大搞排斥异己的活动，直接插手对军队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的迫害。
林彪把罗瑞卿整掉后，在军队最担心的是生龙活虎般的贺龙元帅。
1966年8月25日，总参作战部一批干部，就不让某领导参加外事活动给总参党委贴出大字报，签名人中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这件事贺龙毫不知情。王尚荣是从红二方面军出来的干部，贺龙的老部属。林彪就认定贺龙是后台，“八二五”事件是“夺权”性质的，是贺龙指使王尚荣夺总参党委的权。
林彪要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指使总参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林彪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总后、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叶群也进行了同样的部署。
在林彪调兵遣将部署亲信的同时，叶群东奔西走，到处收集攻击贺龙的材料。叶群多次向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指使宋写揭发信。9月7日至24日，宋治国连续写了4封诬陷信。叶群为掩人耳目，特地叮嘱宋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叫你了解的口气写。”当宋治国把写好的信交给她时，她故意当着几个秘书的面装模作样地问道，“信是否属实？”然后让秘书们写证明，说明宋治国写信是完全自发的。
林彪将这些诬告信报送给毛泽东。
1966年9月8日，林彪开始全面出击，他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说奉主席指示，就贺龙问题打一下招呼。林彪说，有证据表明，贺龙有野心，在军内到处插手夺权。他列举了总参“八二五”的大字报和驻京一些军事机关发生的“炮打”党委事件，说这都与贺龙有关。
毛泽东让贺龙找林彪征求意见，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话中意思很明显，是要贺龙跟他走。贺龙当即回答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1966年底，在江青、林彪的支持下，社会上掀起了“打倒贺龙”的浪潮，贺龙的家也被抄了。
1967年1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诬蔑贺龙是“大土匪”，“封建地主”，“大野心家”，“罗瑞卿的后台”，“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大军阀”。叶群在总参攻击贺龙“要搞反革命政变”。江青逼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1967年9月，贺龙被正式列为专案审查对象。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打倒贺龙的同时，株连了几十名原红二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迫害致死。王震、李井泉、廖汉生、余秋里等被整，被打倒。
林彪还攻击朱德，把朱德和彭德怀都说成是“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诬蔑忠厚长者的朱德“有野心”，“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林彪与江青沆瀣一气，整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最为集中的表现是在1967年春的所谓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江青、陈伯达、康生要军队发动群众，开展“四大”，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领导干部的激烈反对，坚决维护军队的稳定。
此事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的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痛快淋漓地斥责他们“打倒一切”的行为。此事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谭震林在会后，激怒未平，在1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斥责江青一伙“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林彪在谭震林的信批上“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已阅”，退给了林彪。林彪碰了个软钉子，投机未果，恼羞之下，把信和批件撕毁了。
16日会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立即整理会议记录，到毛泽东处告状。18日，江青、王力亲自向林彪汇报“大闹怀仁堂”的情况。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大发雷霆，严厉批评在会上对“中央文革”提意见的老干部们，说，“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并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停职检查。叶群参加了这次会。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老同志。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机群起围攻他们。叶群也是围攻的积极分子。她参加完围攻，还回家对秘书们得意地说，“我也向他们开火了”。
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反击全国自下而上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把打倒这些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口号推向社会，更大规模地迫害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林彪利用“文化大革命”，积极煽动天下大乱，以售其奸，在“打倒一切”的浪潮中，林彪立身于广大被打倒的干部之上，地位一时有如日中天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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