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事件、石首事件、广东乌坎事件，以及刚刚过去不久的什邡暴力冲突等，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群体性事件高发期的到来。然在新近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频频亮起红灯的事实，挑起了人们对毛时代“传声筒”的不满情绪。在中国特定的舆论环境中，横在媒体面前的红线重要，还是民众的知情权重要，成了管窥中国舆论走向的一个窗口。
如果将暴力执法者、抗议群体及媒体同时推上审判席，那么罪责孰重孰轻？有一种声音认为，罪魁自然是暴力执法者，因为地方官员本应该是“父母官”，却转而将武器对准了服务对象。何况，长期以来，很多地方知法犯法，习惯性地以视而不见甚至打压的做法来应对群众政策范围内的维权行动，导致原本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纠纷，最终演化成了你一拳我一脚的“暴力抗争”。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抗议群体一开始就以荷尔蒙大爆发的暴力来维权，如什邡事件中示威人群拆招聘、砸玻璃、推翻车辆等举动，也是促成当地官员强力维稳的源头要素之一。此外，由于中共当局在敏感问题上的言论管控，也让那些“义愤填膺”的媒体成为众矢之的。如在天津蓟县火灾确切遇难人数问题上，天津当地媒体支支吾吾或者干脆集体噤声的做法，好比公开给谣言提供了酝酿期和存活的空间。虽然这是一起停留在网络虚拟空间里的群体性质疑事件，然暴露出的民众对中共言论管控的不满，早已是老生常谈。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舆论环境和走向越来越浮躁、不可控。中共加强对言论的管制，如抬高大众媒体的报道门槛，多半是出于保稳定的考量。然越是当局竭力想捂在袋子里的，越是能挑起公众的知情欲望。而媒体作为政府了解、掌控舆论的重要中介，夹在政策红线与民众高涨的知情权中间，致使很多颇具看点的新闻要么被湮没下去，要么成为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的有力证据，如“六四”事件，直到今天其蝴蝶效应仍在持续扩散。
其实，媒体在很多问题上“想说不能说”的窘境，是根植于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在毛泽东时代，一直坚持“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并提出新闻工作者应该有“旧闻、新闻、不闻”的信息应对意识。其中所谓的“不闻”，意思就是说，媒体在某些事件上应该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如与中共意志相悖的、可能影响国家发展和稳定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等等。而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对媒体“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角色定位，也是从毛时代“政治家办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相较于毛时代，当前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已然为信息的流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然信息渠道是一方面，信息内容是否放宽是另一方面。也可能，长时间的信息管制和“党性先行”的
媒体氛围，给媒体从业者潜意识里灌输了“雷区”思想，导致媒体面对突发性事件，最先想到的，不是怎么报道，而是该不该报道。权衡一番过后，不免会做出息事宁人的信息封锁之策。如沉寂数日后以谣言再次爆发的蓟县大火，在6月30日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布7人死亡的情况下，天津五大报纸《天津日报》、《今晚报》及《每日新报》等，次日并未在头版或是要闻区域对本次火灾进行任何报道。可以想象，这样整齐划一的集体噤声，只有天津当局的“禁言令”才能奏效。
据资料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其中2008年的“陇南事件”，正是由于当地媒体预警意识缺乏，没有及时发现苗头所致。而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后提出的“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问责原则等，以及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后有分析人士发出“权利如果不向公正与真相寻找力量，基层社会就必然会在围观中变得不堪收拾”的声音，也可以看出，经过喧嚣暴力的阵痛后，媒体也在尽量做好善后工作。这一点，在什邡警民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后，媒体以评论稿形式进行了舆论引导和反思，以及左右派之间类似“掐架”的观点碰撞，其实也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在很多事件中的缺席，直接助长了西方媒体的参与热情，并逐渐形成了“中共不让报道的，一定不会是小事情”的新闻价值判断逻辑。尤其是在关涉民主、人权的事件，很容易形成西方媒体“群殴”中国的局面。久而久之，“敌对势力”的概念开始占据主流，如在“六四”事件及什邡事件中，当局都曾发出“一小撮儿”、“境外势力作梗”等有所指的表态。事实上，一向被西方以言论专制为由批判的中国媒体，在信息披露方面一直在向前走，整个中国社会的透明度呈不断增加趋势。尤其是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各类信息的传播有了一个公开讨论和围观的平台。客观而言，这是中国改革最复杂的领域之一。所谓的“谣言合理论”即谣言自由化无视中国各种现实，是激进主义经过草根打扮的表演。它实际要的是在现行政治框架外营造一个公众认知的另一个世界，不断腐蚀现行体制内的权威认同。
如何破除敌对势力迷局？如何让中央政令通达地方并得以践行？如何发挥媒体的预警功效？诸如此类的问题尾随着群体性事件进入公众讨论话题。归结起来，如果将群体性事件中的“当事人”搬上审判席，媒体和舆论环境虽然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却并非主要矛盾所在。不妨想一下，谣言之所以能满天飞甚或一度取得压倒性胜利，其实是因为谣言与公众心目中的真相相符，如暴力执法、滥用职权、动刀动枪等。所以，在群体性事件盛嚣尘上的今天，不管是地方当局还是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真正该反思的，是如何让真相成为真相，从而有效化解不断加剧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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