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邡警民暴力冲突事件发生至今，后发蝴蝶效应还在持续扩散。中共党报19日首次公开将矛头对准了过于强调稳定而进行的暴力执法。基于此，舆论界“去邓化”的呼声再抬头，有声音将此归咎于邓时代的“稳定压倒一切”。
中共党报19日在人民论坛版发表题为《维稳的“治标”和“治本”》一文，开宗明义指出维稳的核心目的应该是“更好实现和维护群众权益”。而正文中“一些矛盾问题发生了，是仅仅治标，以求一时之稳，还是标本兼治，彻底化解矛盾？”则被外界解析为是对邓小平时代“稳定先行”的挑战和质疑。
文中提到的“求一时之稳”、“标本兼治”，也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比如什邡暴力冲突与广东乌坎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同样的暴力执法还出现在陕西大月份引产事件中。过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或是将稳定奉为处理矛盾和问题的金科玉律，便容易产生两种结果：其一，唯结果是从，不讲过程和方式，为长久稳定埋下后患；其二，“花钱买稳定”，简单地用钱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随着诸如此类的强力维稳“后遗症”接二连三出现，最初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邓小平也一度陷入舆论漩涡。除了对其“稳定压倒一切”是否适合当下中国的现实环境提出质疑外，也连带着对那些曾经作为一个时代鲜明表征的口号，如“摸着石头过河”、“先富论”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也进行了公开的抵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以及经济学家许小年等。
鉴于什邡暴力冲突刚刚过去不久，由维权、维稳而起的事件也在社会大转型的步步深入中愈发显现出了膨胀迹象，再加上《人民日报》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学界呼吁抵制邓时代口号形成的舆论环境，所以在此关头发出对强力维稳的批评文章，难免被外界认为是去邓化之策。然事实上，该报在10日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的题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选择》一文中，开篇即对邓小平做了总体评价----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当时产生的舆论反响，被看作是回击诸多针对邓小平提出的“过时论”、“衰亡论”等。
其实，很多人对“稳定压倒一切”之所以讳莫如深，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六四”事件。早在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就曾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6月29日又发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之后才有了1989年2月26日，也就是“六四”前夕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番表态。“六四”风波平息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了“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可见，邓小平“稳定先行”做法，并非针对“六四”萌生的突发奇想，而是顺承了其一贯的“稳定”、“改革”、“发展”的政策指向。
中国当时正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各类矛盾和问题随时都可能将整个国家拖入谷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1990年以后，以南巡为标志，改革开放已经成了最核心的方向指引，也就是说，“三步走发展战略”已经从稳定过渡到了改革上来。从当前学界围绕“稳定压倒一切”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声音中不难看出，很多人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邓小平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也误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存在周期。
此外，稳定并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风平浪静、天下太平，而是在不断变化中达到的相对稳定。甚至可以说，一些小的、局部的矛盾或问题暴露出来，反而有利于大局长远的稳定。诸多暴力维稳案例已经传递出一个共识----越是讳言矛盾，越是积累矛盾；越是回避问题，越是恶化问题。
如同否定文革不等于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一样，对邓小平的评价也应摆脱认识论上的禁锢。有分析人士就此指出，在评价邓小平的改革口号，如“稳定压倒一切”、“摸着石头过河”时，应该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评判，而不是揪住现实矛盾和问题将其一竿子打死。广东省副书记朱明国对一些官员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批评，其实并未将矛头指向邓小平。换句话说，“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和初衷本没有错，问题在于，压倒的诸如民众的权益及合理诉求等，往往是打着“稳定”的幌子，为更长远的稳定埋下了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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