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一周年的日子，人们在怀念在事故中的逝者，质问中国官方缘何噤声的同时，对于事故相关责任人的问责质疑之声，至今仍拷问着中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众所周知，对于“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官方调查认定，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认定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然而，饱受外界质疑的是，刘志军、张曙光早在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落马。刘志军，作为中直机关正部级官员、中央领导的“身边红人”的他，早在事故发生前的2011年2月就已落马；而有“高铁第一人”之称张曙光，同样也于2011年2月被停职审查，成为2011年铁道部8位落马高官中，除刘志军之外的另一个被免职调查的高官。
因此，官方调查报告将事故责任推到早已被免职的官员身上，外界在质疑这种做法过于儿戏，甚至认为是在找替罪羊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共官员问责制度的思考。
官员问责制，是让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对其行为负责，是追究官员的过失行为、失察责任和不作为责任，及其产生后果的一种制度。早在1988年，于7月22日病逝的、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就因发生重大铁路安全事故引咎辞职。
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发生颠覆事故，造成了88人死亡，62人重伤。贵昆（贵阳到昆明）铁路中断运行44小时33分。出于对此事故负责，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向国务院请辞。当年3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丁关根的辞职请求。
虽然丁关根很快被委任他职，但他的引咎辞职在当时还是引发了极大震动。
然而，直到15年之后的2003年非典（SARS）时期开始，由于中国政坛上的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方出台问责办法，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
2004年，中共《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开始实施，《规定》对于官员的“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有了严格规范，其中关于引咎辞职有明确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规定》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包括：
（一）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二）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三）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四）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
（五）在市场监管、
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管理、监督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六）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 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七）疏于管理监督，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八）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
（九）有其他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
然而，上述可以说细致入微的规定条款，在执行层面却却并未获得民间认同。问责制度给中国4,000万名各级官员戴上“紧箍咒”，使官员俨然变成一种“高风险职业”的同时，由于问责不严、过程不明、结论不清等因素，所谓的“高风险”成为官员自我辩驳的空口号。
一日入仕，终身为官，是中国现行官员体制的特色。与许多实施引咎辞职的国家不同，中国的引咎辞职者留在体制内，保留待遇，异地做官，甚至明辞暗升现象被广泛诟病。而在韩国，官员引咎辞职后，一般情况下将不再担任公职，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就就此结束；新加坡官员引咎辞职后，不仅不再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就是下海经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高收益的行业和涉及公众利益的行业禁止引咎辞职者进入的。
分析人士指出，引咎辞职者异地做官，甚至升官，成为中国官员任用中的一种怪胎。而现行制度中官员的权责不清，问题发生后不好认定责任。同时，现行的引咎辞职往往是一般性要求，有关规定大多粗线条，弹性空间过大等是为主要原因。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中涉及的“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缺乏可操作性。
另外，对引咎辞职后官员的去向没具体规定，从而使引咎辞职者有侥幸心理，认为这里丢了官还能从别处找回来，有时还能换个地方享受更大的甜头，于是，辞职后千方百计寻求异地做官的大有人在。而由于官员主动引咎辞职的少之又少，一些地方政府在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往往责令相关官员引咎辞职，但往往又只是为了平息民愤，暂避风头。在所谓的“引咎辞职”中，片面强调不能“一棒子打死”，从而“从轻发落”，一“辞”了之，有的甚至还以辞职取代纪律、法律责任追究，引咎辞职便成了少数人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分析人士指出，只有切实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让辞职者付出沉重的政治生命代价，才能体现引咎辞职制度的严肃性。而这就需要建立“为政平庸者下，决策失误者下，影响恶劣者下，群众不满意者下”的良性运行机制，启动国家程序追究官员的失察责任和不作为责任，建立综合性的评判机制，并适时对公众说明，提高透明度，这样，方能改变外界对于官员问责制度“形同虚设”，甚至“犹如儿戏”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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