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是检验真理标准到和谐社会，中国正在落实胡适当年的主张。
胡适，一支在缺乏理性的年代里被长期低估的“历史概念股”，如今在中国被重新估值。他主张的社会改良的价值，在中国跌跌撞撞地走过六十多年后，被知识界从史海中轻轻拾出，高高举起。学者熊培云在研习过《胡适全集》后，重新发现了胡适的现代价值----那些被政客们拿来包装过的政治主张，早在胡适着作的吉光片羽中就已闪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邓小平结束“两个凡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二零零一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胡锦涛的追寻和谐社会）；
充分现代化（中国已实行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进入全球化的系统）；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胡适主张的理性与容忍，构成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诸多内核中的重要元素，也正是当下充斥着戾气与极端声音的中国所缺少的社会气质。当中国再度面临十年一次的党内权力交替，人们定会关心，未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过去三十年，权力与资本的迅速结合使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很难坦然面对自己曾经的阶级属性，于是，“打左灯向右拐”、“黑猫白猫论”等“实用”理论开始流行。其实，胡适早就为今日的这一切尴尬给出了答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当江湖与庙堂结合
社会实验是不可重复的，历史的遗憾也在于其不可假设性。也许中国重演一次上世纪的磨难，胡适的理论仍难以热销，但今天的中国，当执政党需要重新定位身份、诠释历史，当中国的未来需要清爽地选边时，胡适的理性与社会建设的主张变得重要起来----他主张在专制社会里强调个人权利，通过一点一滴的个体状况改善，求得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一个谋求改革的执政党可以接受的温和路线。把眼光放到华人世界里民主最成功的典范台湾----只有当江湖与庙堂形成合力，改革才会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或许，这也是今天的中国执政党在组建新的权力核心时，应该思考的议题。
李敖认真研究胡适，连胡适都承认，李敖比他自己还了解他。李敖称在台湾六十多年来只有胡适与殷海光两人够看。胡适的真精神是自由容忍心平气和，他一辈子做人从来没有喊杀喊打，就是温和才有胡适。
1961年胡适寄新台币1000元给当时读台湾大学研究所的李敖“赎当”裤子，从此这两个相差44岁的人开启了一段不解之缘，虽然两人是君子之交，但不容否认，胡适思想得以流传，李敖居功厥伟，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成了道道地地的胡适通，甚至连胡适自己都承认，李敖比他自己还了解他。
什么是胡适的真精神？李敖说：“自由、容忍、心平气和，不要喊杀喊打，没有新东西，也都是常识性东西，过去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要革命，这种常识就被埋没了，胡适一辈子做人从来没有喊杀喊打，就是温和才有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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