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转贴了长平的一篇文章《中国：呼唤贵族精神，扫荡流氓意识》，引起几位大博的评论。
这是个大问题， 这里只先澄清一点史实。 欧洲现在贵族的祖先最远不过追溯回9世纪。多数古老的贵族世家也不过产生于中世纪晚期， 比骑士稍早。 为什么会演化出贵族精神， 骑士精神， 后来的市民精神是个很复杂也很有意思的问题。
关于市民精神我想多写一点。 按照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 村庄与城市”一书， 欧洲近代早期城市（德国）等级分明， 演化出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和名誉准则， 家庭，等级和广大公众都期望有符合等级的行为， 违反者受到严惩。
范迪尔门说“只在等级社会中保证每个人的生活生计是不够的， 他要表明的也就是应该向公众展现的， 是公众确定了他的社会状态。 就其本身而言， 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 得到公众的承认是必须的。在外界不被承认的贵族就不是贵族， 不承担手工业者责任的手工业者几乎无法出售他的商品， 不穿教士服的教士很难让人聆听他的讲道，隐瞒自己的等级不被看成是谦虚，而被认为是欺骗。”
日本封建社会武家的祖先本来也不过是皇室的庄园头子， 后来演化出武家文化。 武士又演化出武士道。 从规范的角度， 武士道比中国儒家精神更规范化， 对武士一举一动的束缚远超过儒家对士人一一举一动的控制。
中国传统社会中建立大王朝的胜利者演化出皇权文化， 官僚文化等。 但明显中国没有演化出贵族精神和西欧那样的市民精神。中国传统社会中胥吏的前身本是被征徭役调用的百姓， 逐渐成为一个世袭的阶层， 但似乎没有演化出任何值得称道的吏文化或吏精神。
长话短说， 欧日从封建社会演化过程中， 演化出一套名誉行为体系。 诸位大博谈到的贵族精神不过是贵族名誉行为体系的表现。 欧日社会都是誓言社会， 誓言在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名誉系统是公众社会的产物。
中国呢？ 中国也许有某种名誉行为体系， 但秦后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演化出任何誓言精神。 即使有人发誓赌咒， 听者也不太会当真。 在政治中发誓更没有多少意义。
也许， 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在不同社会新的阶层新的集团出现不同演化途径。
我们需要问的是， 为什么武士们肯接受武士道的约束， 甚至接受在外国人眼里极其不近人情的剖腹这种自律自惩的手段呢？
为什么西方船长在海难事件中接受船亡人亡的行为准则而中国绝大多数末代帝王甚至不肯为自己的王朝殉死， 宁可忍受百般屈辱活下去呢？
为何中国又能发展出整套的流民文化？
这也许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题目。记得一年多前，我的一位要好同窗在我的斗室书房聊天，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民族精神实在是沉沦得太厉害，必须振奋起来！一个民族，这样的精神风貌，怎么能崛起呢！”他坚毅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深有同感。
----民族的精神怎样才能振奋起来？这倒是个需要长考的问题。
一百年來，无数志士仁人从无数角度试图归纳中国衰败、中国人堕落、中国民族精神沉沦的原因，试图找到让民族精神振奋起来的触发点。在某些危机时刻，例如“九一八”，例如“七七”，例如“四五”，例如1989年的春夏之交、例如“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国人的精神爆发出了灼目的光芒，可歌可泣。但是，总不能期望中国总是处在危机时刻，总不能指望中国人只在危机时刻才爆发出精神光芒吧。
还得细找缘由。中国人的精神是怎样被磨损、腐蚀、蜕化的？又怎样能够让健康的精神种籽萌芽、分蘖、开花、结果？
今天读到长平的文章《我们都是砌墙的砖》。这篇文章从标题看，似也不那么积极、昂扬，但是文章的新角度、新论述，很值得一读。也正好涉及有关我的同学和我长期萦绕于心的问题。我并不认同他的若干看法，但我觉得，他这些看法，很有启发性。
这篇文章在一些网站上刊出，但是不知是否因为标题比较平实的原因，读者好像没有太给以关注。我在这里转贴，给作者当个“二传手”，期望更多的读者，能关注这个话题，并各抒己见。
长平应该算是中国传媒界的“大腕”了，他的文章很有见地，我很爱看。在网上查到他的多种简介，综合如下：
2001年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时，因“张君案”报道被撤职。此后于2003年至2004年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访问学者。回国后赴上海创办《外滩画报》。
2007年重返广州，出任《南方都市报》下属《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后任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2008年4月西藏“314”事件后，他因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招致网民及《北京晚报》等媒体攻击，被撤去副总编辑一职。后调任至南都传播研究院任研究员。
我我了解他目前的情况是：任职阳光卫视《阳光时务》总编----创刊一年的《阳光时务》是一个非常有内容、有新意的厚重杂志，而且率先使用了多媒体的技术。建议读者关注。
我们都是砌墙的砖
长平，纵览中国
来到柏林之后，才知道柏林墙不只是一堵墙。当它还活着的时候，它是一种不断地膨胀和强化的建筑。最初是铁丝网，接着是加强的铁丝网，然后是混凝土，最后建成的所谓“75型边境围墙”，极为坚牢，被称为墙史上的“杰作”。
在鼎盛时期，它的实体部分包括内外两堵墙，中间围住的部分，本来应该是（现在也还原成）宽阔的大街，却设置成死亡地带。里面有地面触发报警器、金属栅栏、铁丝网报装置、猎犬区域、铁轨阻挡器、边防哨所、探照灯和瞭望塔、照明区、控制区、金属围栏、车辆阻塞沟等复杂的设施。事实上，在距离内墙50-70米远的地方，就是当时的东德人的“世界的尽头”了。
参观了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档案馆之后，我更明白柏林墙远远不止那条长达140公里的实体墙，它无限延伸到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之中。正如该档案馆墙上张贴的“史塔西”口号“作为秘密警察，我们应当无所不知”一样，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隔离和恐惧之中。
更加恐惧的是，这堵遮天蔽日的大墙，还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砌墙的砖，成为它精致的构件。你不仅被别人阻拦和隔离，你还阻挡和隔离别人。我们每天都在听命于强权，服从它的规则，配合它的节奏，读它的报纸，听它的音乐，为它纳税，为它投资，我们就必然成为它的同构。正如中国上世纪的一首旋律优美的流行歌里所唱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如果你是一只鸟儿，你就会向往自由的天空。当你成为一块砖头之后，你就不会有飞翔的愿望，你的理想就是被砌进一堵墙，或者被拍到别人的头上。至今很多东德人还怀念柏林墙矗立的时代，很多中国人在诅咒自由世界，甚至梦想“文革”重来，都是被专制政权烧制成砖之后的悲剧。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东德在当年不仅在该阵营中经济发展得最快，在人道和法律方面也算是做得最好的。它既没有两千年的封建残余，也没有不愿消除的文革余孽，更没有饿死几千万人的“革命壮举”，而且还在1987年废除了死刑。它的墙仍然令人窒息，它的砖仍然无处可逃。
柏林墙倒塌二十多年了，德国人还在清理它的残迹。这二十多年来，墙却在中国继续高效构筑，如今已经从实体世界发展到虚拟空间，成为无可比拟的“杰作”，让柏林墙的“75型边境围墙”无地自容。
同样地，这堵大墙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就地取材，每一个人都是它的砖头，而且早已经智能化，适应一切条件，能承受任何撞击。大火烧了，动车翻了，家被强拆了，活人自焚了，宫廷乱了，它都岿然不动。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更加坚固。靠的是什么？不只是墙的主人的雄才大略，更是每一块砖的精诚合作。“平庸的恶”在中国早已经升级换代，假如它的发现者汉娜·阿伦特遇见，恐怕也会对它感到陌生。
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从街头小巷到学术殿堂，从平民百姓到权贵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败堕落，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语言流氓，到行为流氓，再到意识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
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请听下面的对话。
我们消灭了贵族
我们常听到一些传言，说中国领导人如何巧对外国领导人的责问，却很少听到外国领导人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的话题。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地主富农，
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贫农；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贵族，
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对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了，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主题由流氓与贵族说起。
贵族，平民，流氓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就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缺失贵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过是带着流氓本性的暴发户；即使权可倾国，也依然是带着流氓本性的独夫民贼。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无产阶级不等于流氓，无产阶级大多数的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体有穷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权贵；有白痴，也有天才。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几乎所有的人，即有向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这就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战。人性战胜兽性，人就走向高尚；兽性战胜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数的平民, 人性与兽性始终在身上进行拉锯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脱俗，要么追求高尚而有望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高尚与高贵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高尚与高贵还是有一步之遥，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遥，就抵达高贵的境界。平民也会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顺境中高尚，却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贵的境界了，也就成为贵族了。
高尚达到高贵的境界，就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境界。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两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个层次是对富豪权贵解读：你富贵了不可变淫荡，你有权了不可以权屈人。第二个层次是对平民百姓解读：你不富贵，可你不会被富贵所诱惑而放弃高尚；你没有权，可你不会向权力屈服，你只诚服于公义与真理。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即使身处平民，你也具备了贵族精神。
那么什么是贵族精神呢?
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缺失诚信的人，不是无赖，就是流氓。缺失诚信的民族，注定是愚昧而野蛮的民族。诚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宪政，宪法就是社会的契约，契约的根基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契约就是废纸。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中国古代的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篡改历史，也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人道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连人道意识都没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对人道的蔑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人道与公道衍生出现代文明的人权主义，欧洲之所以能诞生《人权公约》，实质上就是贵族精神在推动。
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世界上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由贵族出资创建的，靠的就是这种道义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于承担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机，贵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卫民族的安宁。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他们“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 带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捍卫与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这三种精神都是来自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达到高贵的境界。
尽管贵族个人的身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贵族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故而人的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诱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贵族，向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也可以说，近贵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向往卑鄙。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人世间万古不变的道理。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也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这实质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也是贵族与流氓的争战。一个民族由贵族所主导，就带来文明的进步；由流氓所主导，就向野蛮倒退，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这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慢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人的精神意识是复杂的多面体，即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 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难；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滑梯，很易；故而人类社会始终是流氓多于贵族。
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贵族何以能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呢？这就取决于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态度了，平民阶层崇尚贵族，贵族就占上风，贵族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会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阶层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风，流氓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蛮。这就是不同民族会有不同文明进程与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流氓占了主导地位，必然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逼迫越来越多的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大国，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要期望流氓带领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矣。
创造文明与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创造历史，不等于创造文明；创造文明，也是创造历史。
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流氓也会创造历史，但流氓不会创造文明的历史，只会创造破坏的历史，创造屠杀的历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流氓从来都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会创造暴力，创造战争，创造屠杀，创造荒唐，创造灾难。
如若一个民族长期被流氓群体所主导，势必变成弱肉强食的民族，变成野蛮暴戾的民族，变成腐败堕落的民族。
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谁来论证吗？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 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豪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蕃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蕃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蕃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大多数都是欧洲贵族创建的。特别是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齐驾并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神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
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然而，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迸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谋略文化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中国贵族身上软弱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像曾国蕃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格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也是什么经都有。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天道酬勤，勤劳致富；一边又为杀富济贫而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一边叫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糊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糊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著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著，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著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
我们从《泰坦克尼号》的悲剧中，看到了那种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的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伊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冒险？坦荡？担当？宽容？仁慈？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著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会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
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即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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