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年来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是什么时期，是最近三五年，是现在。推动国富民穷的重要手段是收税。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加重的程度便是国富民穷加剧的程度。
近两日传出分配改革方案将在十月公布的消息，人们翘首企盼。其实我们对此不必抱有多大期望。分配改革本来目的是为解决贫富悬殊，也已经喊了几年了。这几年反而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了。作为分配改革重要杠杆的税收，这几年也是越喊减税越是增税，国富民穷的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60年来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是什么时期，是最近三五年，是现在。
“国富民穷”是事实
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的测算数据面前，任何辩白都显得无力。“国富民穷”已经是不是“有没有”，而是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多久的问题。
“国富民穷”，无论作为现实图景还是国民观感，都有巨大隐患。前者或导致堕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者则可能成为对稳定大局的现实威胁。然而，时至今日，对分配及税收问题的改革并非没有形成共识。有人埋怨税务部门，其实税务部门也只是忠实履行职责而已，而决定是否增税则在于决策者的思想是站在那一个体制层面的问题。
以减税为当务之急，是基于“国富民穷”。在蛋糕已然做大的前提下，“民穷”更多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定义。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正是此意。大家现在期望10月底出台的分配方案，也是出于这种期待。
从政府这一端来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当然，中央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又转移到了地方。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结果是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力过分膨胀。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等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
从财政支出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这也直接导致了“民穷”的感受日益显著。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有分析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占40%，国民占60%，相比之下，美国是政府占20%，国民占80%。看来减税的确是必要的。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提出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元调高到3500元。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洗碗工、保安、保姆之类都可以免税。这着实是让最穷的人不再贫穷的关键一举。如此可以使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
当然，个人所得税在全部收入中仅占7%，即使取消了个人所得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十分有限。如何对企业减税才能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是一个比提高个税起征点更重要的问题。所以在2011年两会前舆论界把视线集中在个人所得税时，本报在头版发表“更重要的是为企业减税”的评论。
“国富民穷”是重税造成的
推动国富民穷的重要手段是收税。
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加重的程度便是国富民穷加剧的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是高税收政策的结果。高税收是造成高通胀的成因之一，因为我国的税收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间接税）为主，而西方国家以个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这样只要商品进入中国流通，就要面临层层加税，做实体生产的企业不得不把这部分税收摊薄到成本之中，致使中国的物价甚至高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财政收入递增速度越快，我国的物价调控难度就越大。
居民承受的更大税负是包括在商品价格中的各种隐形税，人民感觉不到，但每时每刻都在缴纳。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中曾有这样的统计：“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消费税和0.33元的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的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这个单子并不完全，购物的价格中还有教育附加费等种种税费。还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每100元比萨饼中便有22元的税，每100元化妆品中有44元的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把怨恨转移到企业身上。有些企业总想压低工资，甚至欠薪，很多老板的确没有能力提高工资。这一方面是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只能贴牌生产，利润大多让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洋人拿走了，没有能力提高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则是在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要拿去缴税。
目前的中国，减税的呼声很高，包括税务部门亦是如此。但是改革税制，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是痴人说梦。我们实难相信。因为国家需要钱的地方太多，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还要使税收不断增加。我们要拨巨资修建或有效益或无效益的高铁、机场，各地政府还要兴办种种有益或无益的政绩工程，“三公”支出难以大幅度减少，甚至还要高速增加，作为为政府财政筹资的国税总局，不增加税收，又有什么办法呢？国税总局领导是在其位谋其政，不该受到指责。问题出在哪？出在顶层设计上，政府什么事都要办，办企业、修铁路，什么都是政府出面来办，根子不在哪一个人身上，还是在政府的指导思想上。
从减税出发，既可以富民又可以强国
富国在先的政策取向和重税政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的税制获取财政收入的功能最突出，而对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几乎等于零。否则中国社会就不会这么快的“两极分化”。当前基尼系数达到0.47，跟不合理的税制直接相关。以往的税制改革注重追求税收的效率，认为多收就好，就是政绩，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重视不够。这与税收的收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根本相违背，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下，减税富民才是最有效的宏观经济计划。
我们是从三个层面理解减税的必要性的。一是从政治学角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富民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目的与追求；二是从经济体制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必然是富民优先，以民间资本市场的活跃为前提；三是从经济管理角度来看，退一步，进两步，拉法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美国肯尼迪和里根、布什、奥巴马减税起到的效果，都是事实明证。
从减税出发，既可以富民，又可以强国，何必非按照老路转圈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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