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们将战争的爆发归因于政治的失败，国之积弱不强理所当然应由国务家负责。
在当前，中国的安全战略似乎可以被认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混合。一方面，对外讲究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营造周边安全环境和维持国际和平秩序；另一方面对内重视经济的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并推进国内改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政策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然而近年来却不断受到诸多困境的反驳。从缅甸大坝停建到利比亚政局动荡，从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到黄岩岛争端，无一不显示我国对外政策手段的捉襟见肘。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这两种现实主义并非完美无缺。自然，将两者的简单结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安全战略的制定上，再也没有什么比确定无疑的意图更为危险的事情了，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防御性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体现了这一弊端所在-对外政策缺乏可变性、伸缩性和应对危机的能力。简单地说，当我们自身的预期设想单一且确定时，对手往往很轻易为其设置障碍或者进行防备。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目标，那么对手难免顾此失彼。正如击剑一样，它是击中对手和避免被击中的艺术，关键在于控制自己和对手，而不是一味地野蛮互殴。李德·哈特曾经告诫道，不要将全部的攻击力量投入到一次性的行动当中，而应该选择一条期待性最少、抵抗力最弱的路线，随时调整目的以配合手段。猛烈而持续的正面进攻固然可以削弱对手的防御，但同时也加强了对手坚决抵抗的信心和主动防御的韧性，并增加了自己侧翼受袭的潜在危险。因此，即使我们的安全目标是简单且有限的，却依然需要具备多样化的实现手段。
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素来强调“倒置的第二意象”，将内政因素作为新变量引入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是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比其解决的问题少。我认为，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上抱有“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并不可取。回顾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依靠国内的自身发展而获取国际上的显赫地位。显而易见，17世纪荷兰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就没能维系其霸主地位。很难想象，没有海外市场的输出，没有殖民地经济的支持，没有强力的军事实力保证，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能够长远而有效地继续存在下去。同样，美国崛起同样离不开出色的对外政策。单单从表面上看，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掌握全球霸权的起始点。一战让英国（前世界霸主）损失了整整一代的优秀青年，二战则把英国的国民经济彻底摧毁。但实际上，这恰恰是美国大战略运用的独到之处。一战中从孤立主义式的中立不介入到干涉色彩极强的果断出兵援欧，二战中的三次中立法颁布和租借法案的通过（从不予军援到现购自运再到无偿援助的转变）以及后来对于铸币权的争夺，无一不体现一国对外政策制定之重要性。
再次，讲到这里，我还想谈谈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看法。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基石，在国际事务上国家之间通过彼此遵守相应协定而达成一定的合作。美国作为这一制度工具的最大受益国，自然将之视为核心不可侵犯的利益。然而，民主制度却似乎只关涉国内的公平正义，又为什么能够成为西方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呢？根据拉斯韦尔的定义，政治学即研究“谁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以及怎样得到”。而伊斯顿则将之规定为管理“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简而言之，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在于解决分配的困境，使得社会不再在资本的积累与合法性的积累之间面临两难的抉择。
民主制度的出发点在于统治阶层不当行为的存在，因此要保持权力关系的可改变性，以此提供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如此说来，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民主制度即使不能说是最好的政府形式，那么也不会是最坏的权力模式。于是，民主的价值由此而得到确立。然而，民主最大的敌人并不在于它的反对者。相反，那些口口声声支持民主的人却往往会简单地套用定义并将民主置于绝境。因此，通过对一个国家制度是否民主的质疑足以将该国陷于合法性危机的重围，甚至引发外国干预的可能。可以说，在对外政策领域中，作为检验标准的民主制度无疑是进行战略布局的重要棋子。如果说，苏联曾经的“革命输出”引起了西方的极大恐慌，那么西方如今的“民主输出”则同样需要我们加以警惕，而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淡化而忽视。合法性之争事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不得不加以重视。例如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中东地区建立民主制度，而在于培植当地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同感。换而言之，美国希望中东人民认为自己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而不是将自己的困顿现状归之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剥削。显然，在美国人眼里，一个民主而自由的法国同样也是自行其是的麻烦制造者，能够熟练地运用民主议程和制度工具谋取国家利益。可以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往往只给予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完善民主制度的想象和渴望，但却吝啬于提供真正的帮助，更不用说告知事实的真相。在外界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未必能够成功完成民主化的制度转型，而更可能出现像亨廷顿所描述的民主化参与危机。
最后，我将尝试列出一些可能的政策选择，以供参考：
1、寻求有限度的一致性。在这里，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的“互不干涉内政”。在过去，这一项原则是保证国家安全和建立相互信任的重要手段。但是到了现在，当中国不再处于被干涉者的窘境，而被赋予实施可能干涉的权力和责任时，则需要重新对此加以审视。在缅甸问题和利比亚问题上，我们所要面对的情况是如何与反对党或者政府反对派打交道。如果我们一味抱着僵硬的外交原则，只与现政府保持联系，那么在新政府上台后往往吃力而不讨好。不单单无法保持原先的良好关系，甚至还会丧失潜在的扩大利益可能。在不可预期的将来，倘若东北危急、南海有事，这一原则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自不言而喻。可以说，美国作为世界霸主，总是能够灵活地运用接触加遏制的战略，从容地进行两面下注以攫取最大收益。这无疑告诉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问题不在于手段是否满足最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原则，而在于是否能够为手段的实行找到合适的理由。
2、强调中国在对外事务上的“造损能力”，即给予别人造成损失或威胁造成其损失的能力。美国的对外政策历来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基本组合。这不仅仅只是两种相互可替代的政策组合，同时也是相互促进的实施手段。比较而言，大棒由于胡萝卜的存在而使对方觉得自己的承受代价过高，即威慑效用增强；胡萝卜则因为大棒的作用而让对方不得不接受，即奖励成本减少。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佳的目的，那么需要增加自己的造损能力，即自身实力的强大与实力展现的意愿相结合，而这也是威慑的应有之义。
3、提出具体的秩序体系，并尝试性地运行以检测其可靠性与有效性。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个错觉，即中国已经具有与美国相抗衡的能力，所谓进而争天下，退而守两极。然而，这样的一种看法并不客观，具体分析可见于戴旭先生与何新先生的著作，在此不再赘述。
现阶段，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在于保证自身地区大国的身份和推动东亚地区性共同体的建立，避免德国式崛起的悲剧，而不是与美国争夺全球控制权。换而言之，我们的对外政策应该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所改善，而不是将之全部抛弃。在罗伯特·吉尔平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世界性的统治，关键在于它是一个仁慈的霸主。这意味着，全球性权力分配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往往紧密相连。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实现国内分配正义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承担全球性的领导责任并解决“搭便车”问题了呢？假设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任何的贸然行动不仅将招致美国的敌意，而且断然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中国可以采取一种竞争性策略以取代传统的制衡性策略。如今，中国正在积极地加入国际组织，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力求在国际事务中扩大话语权、施加影响力。这表明中国主张融入现在的国际社会而不是与之对抗。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言，中国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许，我们可以在一个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坚持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先试图让所有人都保持安静。这样一来，国家合法性的获取将不再受到意识形态的僵化束缚，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制定也会得到更大的迂回空间。因此，与“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一类的宣传口号相比，“我们可以比你们做得更好”这样的观点表达无疑更加合适有效，也易于让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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