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延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亲密伴侣何宝珍，为她写了一篇小传：
“何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枪毙。”.
在这篇言短情长的传记里，记录了刘少奇和何宝珍在白区的艰苦条件下并肩战斗的历程。
1923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宝珍。
刘少奇与何宝珍第一次见面，是在何宝珍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当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宝珍因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泽东家里。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与她接触多了，逐渐了解到这位农村姑娘有着一段颇为曲折的生活经历。
何宝珍，又名葆珍、葆贞，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何瑞蓉是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护5口之家的生计。本来家境就十分清贫，加上苛捐杂税、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宝珍送给地主家的女佣做童养媳。此后，她随着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时，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伴读。宝珍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练，养成了宝珍那种勇敢、坚强的性格。
后来，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宝珍在长沙期间，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葆贞”的名字，勉励她永保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久，何宝珍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泽东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何宝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到安源后，何宝珍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找来李六如、陈清河编写的《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缺少纸笔，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她讲《农夫们辛苦了》一课时，先教大家熟读课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又把学生带到矿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当年，曾听何宝珍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文。”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3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这种结合，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林荫道上的甜言蜜语。但其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常驻。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各种艰难阻险的考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一岁，刘少奇就调离安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之后，刘少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他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刘少奇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何宝珍从安源来到刘少奇身边，担负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刘少奇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刘少奇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情帮助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
刘少奇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年10月，何宝珍同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那里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刘少奇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风赶来搜捕。刘少奇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刘少奇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1929年春，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刘少奇仍有忙不完的工作，何宝珍就坐在灯下，默默地为他抄写文件。人们不难看到，在刘少奇的成功后面，凝聚着何宝珍艰辛的劳动。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何宝珍带着小儿子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此前，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她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先后送他人代养，其中大儿子刘允斌被寄养在宁乡花明楼炭子冲刘少奇的老家。此时，何宝珍担任了全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她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不久，她的营救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1933年3月，在营救廖承志时，何宝珍遭到国民党宪兵逮捕，被判处15年徒刑，随后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何宝珍在狱中，机智地向敌人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她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她还常常利用难得的放风等机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难友，感染同伴。为抗议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曾坚持了7天绝食斗争，直到国民党当局答应释放牛兰夫妇的要求才停止。一年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真实身份暴露，敌人开始施以严刑逼供，她仍坚不吐实，宁死不屈，坚守党的机密。1934年深秋，高唱《国际歌》，走向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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