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改革到了“攻坚克难”之时，中国人好像又被什么“禁锢”了思想，不然，《环球时报》为何呼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乃至国民有何种“蒙昧”或思想桎梏需要开启、打碎呢？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的2012年8月22日，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社评。“社评”类似“社论”，是宣示一家媒体核心观点的文章，而非一般个人的署名评论。
一、《环球时报》要启什么“蒙”？
说到“思想启蒙运动”，我们知道：清末民初，中国有过民主共和思想启蒙运动，导致了辛亥革命及清朝封建统治的垮台；“五•四”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有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共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直至1949年夺取政权；1976年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结束十年浩劫的“文革”，有过新一轮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新的启蒙运动，打碎了极左思想桎梏，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发展及和平崛起的崭新局面。而时至今日，改革到了“攻坚克难”之时，中国人好像又被什么“禁锢”了思想，不然，《环球时报》为何呼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乃至国民有何种“蒙昧”或思想桎梏需要开启、打碎呢？
《环球时报》给出的答案是：“它就是‘西方价值观’的逐渐被神化，甚至被‘原教旨化’”。且这篇社评将之称之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新的“神”。----然而，不论怎么说，笔者都认为《环球》是在危言耸听，空洞无物，自设标靶，王顾左右而言它，醉翁之意不在酒。谁都清楚，“西方价值观”在中国是被“压制”着还是“压制”大多数人的思想？《环球》在这篇社评中通篇未能对“西方价值观”给出任何明确的界定或列举具体内容，更未列举任何“西方价值观”被“神话”和“原教旨化”以及“压制”他人思想的例证。当然，这对《环球》的好处是可以任意界定和随意引申，从而所向无敌。确实，空话连篇、从概念到概念的文章自然是最好写的。
二、《环球》社评为何歪曲中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或曰启蒙）运动？
大凡熟悉改革开放历程的中国人都不会否认，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了国人的思想解放和新的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命题重新得到确认，这是结束文革十年浩劫，走上改革开放发展之路的基础和前提。
但《环球》的这篇社评通篇绝口不提这一在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无法忽略的极其重要的一页，而将这次由中共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表述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做的各种‘巢’受到猛烈冲刷。那次启蒙运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进程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相当强劲的前行。”----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飞速发展的30年巨变归结于“西方思想涌进中国”，这无疑是在肆意抹杀和歪曲中共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真正缘起和正确性的污蔑。从这段话的遣词用语我们还可看出，《环球》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实践褒贬的态度和立场也是颇为暧昧而令人玩味的。
众所周知，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解放和启蒙，当年包括邓小平先生在内从中央到各省领导纷纷出国考察，研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邓小平先生、王震先生等多位领导在考察中和回国后所说的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语至今仍萦绕耳畔。那么，按《环球》这篇社评的观点和逻辑，所谓“西方价值观逐步被神话”其“罪魁祸首”或曰始作俑者是谁呢？《环球》是否可以挑明了说一说？不知《环球时报》意欲何为？
三、真正想压制“思想自由”的正是《环球时报》
按理说，应当是因为“西方价值观”如文革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那样已经统治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才需要《环球》呼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来打破它。否则，《环球》岂不是对空放炮？然而，事实是这样吗？思想已经被解放了的中国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理念已深深植根于心30多年的中国人，如今还是那么容易被忽悠、被禁锢吗？中国人还会因盲从而被戏耍吗？看来，《环球》忙着呼吁“启蒙”真有点杞人忧天了，要不就是别有用意。
连《环球》自己也承认“被极端化了的西方价值观尚未在中国形成无处不在的统治地位”，只是“俘获了知识精英中的很多人”，当然，《环球》认为他们正“逐渐影响中国舆论的语境”。然而，既然承认“西方价值观”在中国并未形成统治地位，那也就只是一些人（或曰知识精英）的思想观点而已，而这少数知识精英的观点又如何能影响到“中国舆论的语境”呢？是的《环球》为了自圆其说竟然如此绕着圈子：“它在创造舆论场上新的‘政治正确性’，对相反意见已经具有一定的压制力量，它在走向自身的反面，损害思想的自由”。《环球》捍卫起了“思想自由”，多么令人感动啊！
并不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价值观”，一些《环球》眼中所谓信奉“西方价值观”的知识精英，竟然能对相反意见产生“压制力量”并“损害思想的自由”吗？----这是什么逻辑？那些《环球》所说的信奉“西方价值观”的知识精英有何行政权力或把持如《环球》这样有权势的大媒体来“压制”相反意见？有吗？在中国，西方的马克思可以说，西方的政治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新权威主义可以谈，西方的爱因斯坦可以论，而如果有人说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或议议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呼吁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权、民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西方价值观被极端化”和“原教旨化”？
这是什么逻辑？
按照《环球》的逻辑，大凡学术讨论说到西方的（也是世界公认的）那些政治学术、理论，大约尤其涉及到民主、平等、自由等这些令《环球》扎眼的语汇，国人或某些“知识精英”就该闭嘴，这就不是“损害思想自由”了，是不是这样呢？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谁在想重新以“西方”划线搞一言堂而压制思想自由呢？呵呵，不过，让不同的声音消失，让使《环球时报》爱听的同一种声音齐唱“……就是好”，这也许正是《环球时报》“启蒙”的真正含义？
四、请《环球时报》自己先搞清楚
《环球》社评中用了许多概念，恐怕自己需要好好搞清楚，再认真界定一下。因为概念错误或有偏差，推理、论证就谈不上正确了。
比如《环球》使用了“对西方模式的复制”这一概念。什么叫“复制”？中国有谁愚蠢到要“复制”或曰“照搬”西方模式了？这样的人物和言论在哪里？《环球》能否另写一篇文章说说？此外，《环球》要求从“高层”做起“戳破中国舆论场上西方那个‘神’”----这又是指的什么？谁奴颜婢膝将西方模式视为圭臬了？这些如不说明清楚，那就不仅仅是放空炮、打棍子的问题，这几乎与构陷没有多少区别了。
比如，《环球》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做的各种‘巢’受到猛烈冲刷”，此言何指？何不直说？何须费尽心思说得如此佶屈聱牙？
比如，《环球》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曾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吗？中国革命所走的弯路难道不是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而错误地以苏联为师造成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边倒，倒向苏联”这类曾经的口号《环球》忘记了吗？《环球》难道不知道毛泽东在延安就公开称自己是“斯大林的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恐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吧？如果信奉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把马克思的书（或大多数）好好通读一遍。《环球》社评作者难道不知晓，及至今日，我国还需要十多年才能把马克思的书翻译完1/3呢！2008年，“中央编译局的部门负责人蒋仁祥就说，未来18年内有望完成（德文版《马克思全集》）60卷中20卷的翻译。我们缺乏有高素质的翻译员。此外，近些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恐怕与以往的俄文版也会有较大的差别”。（见08年3月18日腾讯网报道）正因此，毛泽东断言“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进而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看来还是挺靠谱的，只是他本人似乎读《资治通鉴》《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化更多一些吧。原本对马克思主义就知之甚少，何谈“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再比如，《环球》使用了“西方民主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能否做点界定？说到底，是否就是宣示“决不搞”“一人一票选总统”和“三权分立”而基本维持现状？
不论人们怎么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有哪位或有几位“知识精英”要求“一人一票选总统”了呢？这不是自设目标放空炮吗？即便在美国也还是间接选举的“选举人团”制度嘛。谁要“复制西方模式”了？借鉴和“复制”是不是同一概念？《环球》的“西方民主主义中国化”到底又有怎样的具体内涵呢？呜呼，一笔糊涂账。尽管笔者未必赞同《人民日报》相关文章的某些观点，但《环球》远不如《人民日报》说得清楚明了，这是肯定的。
《人民日报》比《环球》的水平还是高一些、多多少少客观一些----比如在说到“三权分立”时，《人民日报》就不是形而上学片面以“西方价值观”划线，相关文章中这样表述：“三权分立和两院制对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防止权力高度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体现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原则，是对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贡献。但是这种政治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缺陷，那就是权力多元行使所引起的各权力机关之间的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所以，笼统地说“西方民主主义中国化”很容易，但像《人民日报》那样客观辩证地承认西方制度的某些合理性、优越性，继而客观上为“西方民主主义中国化”设置了一点可能的前提，这还是要一点水平和魄力的。像《环球》那样空洞的宣示真的很容易。《环球》如能先厘清自己的思路，写出一篇探讨“西方民主主义中国化（之设想）”的文章，那倒是很有建设性的。相信《环球》三人、四人凑一凑还是可以写出来的吧。
五、《环球时报》自己该好好“启蒙”
《环球时报》自己首先该启蒙的是，重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精髓和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全部过程。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一切当经过实践检验，而非以“西方”划线，更无须“谈西色变”或动辄“谈社论资”。鲁迅“拿来主义”的思想大概至今还无须批判，而且也是很难驳倒的。此外，肆意抹杀和歪曲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带来改革开放30年巨变的事实，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进程”的结果，这是很需要《环球》编辑部认真反省一下的。
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好不好，弊端有多少，哪些应当改革，哪些应当继续，检验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当然包括对实践理性的分析和总结），还有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大多数的评判，而不是动辄以什么“西方、东方”“姓社姓资”来划线压人，更不是以谁的嘴巴大谁就有理为标准。这难道不是常识？
《环球》自己该启蒙的第二点是，慎用“西方价值观”这一概念，更无须说什么“原教旨”这样不负责任忽悠受众的话。如果非要用，请先界定一下，或挑明究竟指哪些政治观点----因为“西方价值观”包括太多内涵了，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原本来自西方，即使我们现在《宪法》为根本大法这种法治形式就来自西方，法庭制度、法庭样式、审理程序包括法袍也基本来自西方，《宪法》中确定的价值观里有许多也并非中国的“土特产”，它们也正是来自西方，这大概无须列举了。
再说，WTO各项法规条款自然也不是中国特产，那是地道的“西方价值观”的体现，怎么办？也让它来个“中国化”？那些价值观都应弃如敝屣？呜呼！所以，动辄言所谓“西方价值观”或什么“原教旨”，那是很容易出错和出笑话的。这难道不该好好“启蒙”一下？
《环球》该启蒙的第三点是，既然《环球》肯定了“思想自由”这一价值，那就不要动辄挥舞“西方”政治大棒打人，而应当展开正常的学术争鸣，讨论具体观点具体问题，应当允许不同思想和学术观点的论争，任何以权势或某些媒体优势打压不同思想观点的行为都是可耻的，应当抨击的，是有违《环球时报》在社评中所宣示“思想自由”之价值的。
《环球》须启蒙的第四点是，文风要“启蒙”。应杜绝空话连篇、概念堆砌的文风，重新学习一下习近平副主席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空，就是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环球》社评中所抨击某些人要“复制西方模式”“对相反意见已经具有一定的压制力”、弄出“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样吓人的标题就属于无的放矢，是“镜中花”，既无味，也无用，属于打棍子扣帽子的恶劣文风，而不是实事求是、就事论理。
《环球》须启蒙的第五点是，再次深入学习习近平副主席讲话：思考和为文，要多从实际出发----好好想一想，国人呼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呼吁民主权利的落实，甚至提出借鉴“三权分立”和香港廉政公署反贪腐经验，这些究竟是百姓或曰某些“知识精英”从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遭到践踏出发，从公权力违法执法、司法腐败、官员腐败、巨额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等等现实出发，还是有人真的卖国求荣拿了“美元”要“全盘西化”？动辄挥舞“西方”政治大棒指桑骂槐敲打这个敲打那个，真的就如习近平副主席所说的“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了。《环球时报》，你们少玩些概念转圈，多多眼睛向下，多回答一些中国每天发生的“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好吗？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恐怕对改革的“攻坚克难”只能是有害无益----因为如按《环球》之所谓“启蒙”的路子去走，那就势必罢黜百家，独尊《环球时报》，筑起抵御“西方价值观”的万里城墙了；至于“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和深化改革那是不需要《环球》太多考虑的，因为在《环球》眼中，中国政改一直在“改”着嘛，就是适度腐败也是要“允许”的，不可避免的嘛，不要焦虑，慢慢来；你要求进一步扩大和落实民主、改革司法吗？你要在党内外推动进一步的差额选举吗？你呼吁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立法吗？你呼吁央企国企进一步改革吗？你敢于提出深化政治改革的一些建议、设想吗？那你就是推行“极端化的西方价值观”----呜呼，于是中国只能再次回到13亿人只要一个或几个脑袋思考的年代了，“上面”一决定，亿万人就振臂高呼“就是好”……然而，这可能吗？
所以，《环球时报》自己在为文和做人上该好好“启蒙”了，“西方价值观”的概念并不那么好任意玩弄，打棍子扣帽子的伎俩也过于老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前还无法撼动。“社评”是不好随便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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