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澜、徐桐的奏章是守旧派疯狂排外的代表作。这两份奏章呈递时间，虽然比克林德事件稍晚。但是，神机营兵丁敢于向德国公使克林德开枪，毫无疑问是受载澜、徐桐等人推行的政策所纵容支持的。
庚子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它促使中外矛盾更进一步尖锐，而且也使清政府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德国档案中有许多关于克林德事件的记载，本文拟用德国档案中有关克林德的记载，结合我以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看过的清廷档案，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此事经过，以袁昶所记比较真实可信。袁氏云：
“昨下午三点钟始发照会，夜半九国公使照会请缓期，并偕来署面议。庆邸命复以稍缓日期，尚可通融，现团匪塞满街市，止各使勿来署。上午始照复，德使未及知，冒冒然肩舆来，被神机营、虎神营兵火枪击毙。酉至亥，彼此互攻，枪声不绝。”（注：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册，第340页。）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克林德被杀并非一起偶然的事件，它实际上是清廷内部的顽固守旧势力推行错误政策的结局。此事发生在庚子五月二十四日并非是偶然的。正是清廷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后的第二天发生的。因此克林德事件同清廷整个政策走向密切相关。由于慈禧的纵容与支持，以载漪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在御前会议之后完全占了上风。他们气焰嚣张，得意忘形，恣意非为，把清王朝的政策推向危险的边缘。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载澜和徐桐分别向清廷呈递奏章各述己见。虽然他们的奏章各有侧重，但其共同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杀”字。载澜的密折是五月二十九日呈递给慈禧的。载澜在此折中所谈的也是他参加几次御前会议后的感想，该折已由录副档中录出，原文谓：
“窃维行政之道，用人为先；用人之道，辨邪正为先。君子小人从来无并立之日，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此不易之理也。佞党一日不尽，正人一日不前，正人孤立，佞党朋从，何事不可以欺蒙，何事不可以摇惑。比来吏治废堕，人才消乏，穷推致此之由，其过必有所在，奴才蒙恩与诸王大臣屡次召对，其间谁正谁邪，自难逃圣明洞鉴之中，不侍奴才一一指出，惟祈宸断，将迹近反叛，甘为汉奸者，立即正法，以昭天讨；其违阿典招，心术不端，平时苟禄求荣，临事依草俯木者，亦祈圣明洞察其隐微，立予罢斥，以清政源，由公主明，由明生断。前此战局未定，群小谣诼，不待复言，今既明发谕旨，大加挞伐，若仍功罚不明，善恶不辨，是犹物有生机而戕其萌芽，病有转机而误用药饵，其弊何可胜言。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我列祖列宗，竞竞业业，以祈天命者，惟有一敬而已，伏望圣明垂察焉。奴才愚昧下忱，未知是否有当，谨恭折上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载澜《严邪正之辨，以端政本而一众心折》，光绪二十六年录副，内政之二。）载澜，淳亲王之第三子，端王载漪之胞弟，同治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十五年晋不入八分辅国公，与其兄载漪一起反对新政，颇得慈禧的宠信，故义和团高潮兴起后，被任命与载勋、英年一起，统带京师之义和团。载澜的奏章杀气腾腾，其矛头所向是要杀朝廷内部的奸细，即向主管与洋人交涉的清廷官员开刀。载澜说：“奴才蒙恩与诸王大臣屡次召对，其间谁正谁邪，自难逃圣明洞鉴之中，不待奴才一一指出，惟祈宸断，将迹近反叛，甘为汉奸者，立即正法、以昭天讨”。显然，载澜所说的“邪”党“汉奸”，正是指的在御前会议上反对同列强开战的袁昶、许景澄、立山、联沅等官员，他们于庚子七月先后被斩首菜市口，其杀机已先萌于载澜此折。而徐桐之奏章，则是指向外国人，徐氏之折称：
“外洋已干众怒，亟宜顺民心以锄非种”，“请旨通饬各直省督抚，飞札各府州县，自此决裂之后，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以伸积愤，则上报君国，下保身家，不至再为洋人鱼肉。”（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96页。）
载澜、徐桐的奏章是守旧派疯狂排外的代表作。这两份奏章呈递时间，虽然比克林德事件稍晚。但是，神机营兵丁敢于向德国公使克林德开枪，毫无疑问是受载澜、徐桐等人推行的政策所纵容支持的。而且从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大规模地围攻使馆便开始形成高潮。当时一些有头脑的清廷官员，已经对此表示忧虑，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即向清廷告诫：“春秋之义，不戮行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3页。）事实上，克林德事件只能称快于一时，却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克林德事件之后，德国人非但派出重兵，扩大侵华规模，而且还在后来议和时对中国多方勒索、刁难，据德国档案记载，德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与清廷交涉议和时，再三强调：“本年五、六、七、八等月，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六、七等月间，在中国北方省份，酿成重大祸乱，至罹穷凶极恶之罪，实属史册所未见之事，殊悖万国公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梧。其情尤重者，即五月二十四日克林德之事。”（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70，第377页。）
列强除要求清廷赔偿巨额款项外，还要求清政府在克林德被枪杀的地点，为这位帝国主义的外交官树立规模空前的纪念碑，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严重的污辱。一般老百姓都将清廷为克林德所立的碑，称作“国耻纪念碑”，然而，清廷却迫于德国与列强的压力，不得不低三下四地答应德国的要求。在德国档案中，保存有三种不同文本的清廷所拟的克林德碑文，其中最后一种文本称：
国家与环球各国立约以来，使臣历数万里之远来驻吾华，国权所寄，至隆且重，凡我中国臣民俱宜爱护而敬恭之者也。德国使臣克林德，秉性和平，办理两国交涉诸务，尤为朕心所深信，乃本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拳匪阑入京师，兵民交讧，竟至被戕陨命，朕心实负疚焉。业经降旨特派大臣致祭，并命南北洋大臣于该使臣灵榇回国时，妥为照料，兹于被害地方，按其品位，树之碑铭。碑文如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德国钦使男爵克林德，在此被害殒命，故此碑系中国皇帝所敕建者，以永彰钦使之名，以表皇帝恶恶之意，不特追其既往，且期昭戒来兹。钦此。”
碑的另一面文字为：“恭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曰被凶手陷害殒命之大德国钦差大臣内大臣克林德敕建神道碑。”（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74，第23页。）此外，德国档案中还保留了修建克林德碑的图案设计等各种史料。
克林德在驻京公使中，素有恶名，在义和团运动初期，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注：郭汉民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克林德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下篇，第八册，第393页。），而光绪皇帝钦定的碑文却要违心地说他“秉性和平”，中国人民对这位公使本来就恨之入骨，而碑文却称赞他办理交涉“尤为朕所深信”。克林德事件把清廷搞得焦头烂额，既立碑，又赔款，还派了以醇亲王载沣为头等钦差大臣的庞大的代表团，前往德国谢罪。这个光怪陆离的代表团，既包括了张翼、荫昌、梁诚、麦信坚等清廷官员，还包括了太医院吏目、供事、太监、护卫、请发、成衣、苏拉、马夫、武弁等三十人，（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73，第105页。）真可谓劳民伤财，丧权辱国。清廷在列强面前这种低三下四、任人宰割的表现，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义和团运动之后，许多志士仁人都认清了清王朝的庐山真面目，纷纷投身改革与革命的洪流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仁人志士看清了清廷的窳败腐朽，不可救药，因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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