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在其著作《命定的领导者》中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军事强制和金钱收买之外的达成国家目标的手段。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的形势，暴露了全球唯一超强大国的能力局限，于是学界和政界都对“软实力”产生浓厚兴趣。奈本人在2004年出版了《软实力》一书，阐述软实力在美国外交中的应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何谓软实力，大概可用一则远古传说来表明。
《韩非子·五蠹》写道：“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首先搞好内政，让别人羡慕你的文化和制度，以软实力令苗人膺服。但也不完全是软实力，背后还有硬实力----举着盾牌、斧子跳舞呢。这样的软硬结合，就把奈的下一本书----《领导的实力》----也写进去了。
上面故事中的“道”可理解为价值观，“教”是文化，“执干戚舞”是一种外交手段，正好对应了奈所说的软实力三大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
当然，如今并非舜禹之时。现在的世界秩序，是科学革命在西方发生之后，由西方挟着科学革命所解放的生产力而缔造的。西方的以基督教为底色的文化，自然更有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诧异于表侄孙女王海容读的外语专业无《圣经》课。他问：不学《圣经》，怎么能了解西方文化？我们翻开《圣经》，开篇就是《创世记》。犹太人的历史旅程，从亚伯兰一家离开哈兰开始。对照此记成书年代的其他史料，这是非常非常“反常”的行为。哈兰算城市，亚伯兰他们是离开城市走向荒野。当时的中东城里人也是很看不起乡野之人的，通常只有乡下人进城，哪有城里人下乡？而亚伯兰只为妻子不孕，就离开故乡，走向未知的命运，并在旅程中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而且老来得子，他最终成为“众族之父”。“旅程”这一说法，在西方文化里寓意深远。有本描写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传记就叫《美国旅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自传则叫《一次旅程》。标题都有寻道的意思。近日美国两党代表大会上那些赞颂“美国梦”的移民发言者，也经历过他们的旅程。西方文化这一自甘漂流、在漂流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基因，显然比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文化更适合全球化的当代。
不过中国文化另有奥妙之处。例如，美国清教传统的道德概念都是以宗教语言表达的，一旦不信教，行为上就缺乏经验常规的导引。这时即可由孔子填补空子。写了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写过一本小册子，《史上最伟大心灵和思想》。这本小册子里，孔子按年代排在十大思想家之首。杜兰自问：为什么十大思想家里包括孔子却漏掉了佛陀和耶稣？他的回答是孔子太伟大了，不鼓吹某种信仰却仍然建立了一套道德哲学。似乎杜兰也意识到，对那些抛弃了信仰的西方人，孔孟之道可以作为道德上的替代指导。
孔孟之道是软实力资源。有资源而不应用，仍然无法成功发挥为软实力。1960年代，美国年轻人大造父辈的反，很多人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转而向东方寻找终极真理。只是国内正搞“文革”，闭关锁国，史蒂夫·乔布斯等就跑去印度求道了。
至于政治价值观，宪法里规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就来自西方，西方大学早已深入研究。奥巴马在自传《父亲的梦想》中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时，为了表明上长青藤大学并不意味着一个抗争黑人被体制收买，他主动亲近马克思主义教授，和他们做朋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或许比我们不少同志还强一些。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目前的政治价值观，暂时还有待转化为国际软实力。中国当下要运用软实力，奈所说的三大资源中，就得靠外交政策了。正如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课题组在研究报告《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中所指出的：“总体而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主要是对外政策的功劳。”
从这一角度看，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号召，就要求政府坚持一个更稳健、更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同时也要更透明、更为他人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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