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玲瑛胆敢保卫刘、邓、陶，胆敢收藏黑《修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这就是犯天条！由此对汤玲瑛的迫害不断升级。1970年，汤玲瑛于离氵米江茶场劳改农场不远处的小山坡上英勇就义。没有通知家属，也不准许收尸。尸体由劳改队就地掩埋。
1970年3月5日，她将自己最为宝贵的生命化作炸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炸弹，在一片肃杀与沉寂的空气中炸响了！虽然没炸破那浓浓的政治阴霾，但毕竟在那特殊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最为动乱的岁月中轰隆了一声。那时期，林彪、江青大权在握，他们为了实现个人权力欲望，翻云覆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制造了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及普通百姓的无数冤案。然而正是因为有了张志新、汤玲瑛这些先驱者为了真理的牺牲，才有“四五”运动的惊天爆炸。
1934年10月10日（农历），汤玲瑛(又名汤慈中)出生于醴陵县神福港泉塘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家。全国解放后，她以满腔热情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1950年，16岁的她就积极参加了妇女工作，并担任乡妇女委员。195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乡团支部书记。1951年5月，经选送入湘潭建设学院学习。结业后，分配在醴陵县大障区农行营业所工作。她担任大障区机关团支部委员和营业所团小组长。营业所7个工作人员全是青年，她像一个可亲的姐姐，将营业所的工作、学习组织得有声有色，她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得到同事和领导的称赞和欣赏。后调入马峦段耐火砖厂工作。1952年，组织上调她到醴陵红旗陶器厂任会计兼实物保管员。
建国之始，百业待兴。汤玲瑛恨不得多长几双手来工作。别人工作中有困难，她利用休息时间去帮忙。食堂司务长老文文化低，每至月底，她帮老文盘底、算帐。有时忙到深夜，老文便煮碗面条给她填肚子，但总被她笑着拒绝了。汤玲瑛玩命地工作，年纪轻轻，就落下一身的病。关心她的人对她说：“玲瑛，你年纪轻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时间长哩，先把病治好吧！”她从不把病痛当回事，坚持工作在岗位上。从参加工作到 1955年，她的干部自传中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定做好工作，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争取入党！
“文革”开始时，她和许多人一样，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热情宣传“5・16”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她文化底子扎实，记性好，学习刻苦，每次厂里背诵毛主席语录比赛，她总是背诵数量最多的。她还订阅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认真阅读。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短短几个月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1966年12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要大大升级”。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与林彪狼狈为奸、公开鼓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此时，在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青桥等野心家的怂恿下，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掀起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浪潮。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因为有过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江青等人以“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和“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突如其来的政治大变故，使汤玲瑛迷惘、震惊和不理解！也迫使她冷静和理性的思索，她开始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刻的本质的剖析。
当厂里的造反派和来厂串连的红卫兵高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口号，她不安；当派性盛行，武斗升级，工厂停产，粮产下降，她痛心；当党的组织瘫痪，全面夺权开始，她忧心仲仲；当一大批老革命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她愤怒。经历了两年苦苦思索的汤玲瑛，不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沉默了。1968年6月，她从日记中挑选了几篇写成7张大字报，末尾署名为：革命群众汤玲瑛（她没有参加造反组织）。大字报标题是：“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她没有用当时最流行的“我就砸烂谁的狗头！”大字报中她写道：“我坚决拥护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邓（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陶，为什么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者。”大字报中力举刘、邓、陶投身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痛斥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刘、邓、陶的险恶用心是造成人民与党“离心离德”。针对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她在大字报中写道：我坚决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要继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汤玲瑛写完7张大字报后，已是子午时分。她似乎轻松了，又仿佛更沉重了。她轻轻上床，久久看着熟睡中的大女儿脸上露出的甜蜜微笑。她想睡，但怎么也睡不着。她翻来覆去地想：眼前出现的是两个女儿和3岁大儿子的身影；是自结婚15年来一直分居两地的丈夫胡碣疲惫的眼神。难呀！一家人聚少分多，她对丈夫、对儿女有太多的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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