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整整一百年里，有三次重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后，因种种风云际会，这个蕞尔小岛居然与中国形成了竞赛的关系。
1868年，就当曾国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乱、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在日本则爆发了西乡隆盛的勤王事件，从而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帷幕。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运动。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脱亚入欧”，把改革搞得很彻底，而清帝国则扭扭捏捏，“中体西用”。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打出了个胜负，日本人翻马上身，骑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回头说商业。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两国之战将在“兵战”和“商战”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其中日本丝替代湖里丝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这直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区的萧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国内市场早已饱和的日本企业猛烈地涌入中国，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的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经济超苏赶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也正面临产业升级、市场扩容和梯级转移的重大时刻，于是，日本企业成为了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整个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都夺取了领导性的份额。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中日关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国、1915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31年的国民政府可以类别，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最后再说一个事实：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中国、日本都不例外。
人民日报：中国扣动经济扳机可使日本倒退20年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步步挑衅，遭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有力回击。面对日方挑衅，中国政府后发制人，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有节奏、有章法，步步为营，宣示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展示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彰显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是一套基于历史、法理和实力的反制措施。
迄今尚未看到中国官方正式动用经济手段。但由日本政府“购岛”闹剧引发的钓鱼岛事态已然对中日经贸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日本旅游业首当其冲，日系产品在华推广和销售也受到冲击。中国民众和非官方机构在对日经贸往来方面的自发反应已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关注。对此，日本经济界包括在华日资企业表面上保持低调、反应平静，实则担心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掀起的风浪会更广、更深地波及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手段缺乏免疫力。从经济发展角度讲，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先后失去两个10年。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以出口为主导的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去年的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又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在政治和社会痼疾的作用下，日本很可能面临再次失去10年的困境。虽说日本的国民经济质量和效率高于中国，但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再上一个台阶比登天难。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之所以能挺过来没有垮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国市场更大程度的依赖。
中方十分清楚，经济手段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中日之间，双方经贸关系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原则上，中国反对动辄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动用经济制裁。实际上，中国一直非常慎打经济牌，扣动经济扳机前更是权衡利弊和时机。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的斗争中，如果日方继续挑衅，中方必将迎战。日本的窃岛行径无异于侵略，中国动用各种手段捍卫主权，符合国际法，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中国一旦被迫扣动经济扳机，不可能盲目射击，会精心挑选“靶心”，尽可能选择对日方具有较大杀伤力、对己方具有较小损伤的目标，确定日本的“七寸”，击中“七寸”。日本的制造业、金融业及特定对华出口产品、投资企业、进口战略物资等，都有可能成为目标。中方射出的“子弹”也将是“组合式”的，不会是单一的“弹种”。打起经济战来，中日之间会互有损伤，但中国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和承受力。
中国经济手段的“枪”自然是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否及何时扣动扳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日本来决定的。事实上，日本政府从蹚入“购岛”混水起，就已经触摸了中国经济手段的扳机。
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一个浅显而又至关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不仅中国人明白，日本人更要明白，特别是日本的工商企业及其他各界有识之士都要明白。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势力如果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就如同伸手扣动中国手中的扳机，必将对日本经济造成自残。
难道日本宁愿再失去10年，甚至做好倒退20年的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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