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历史推出开创新时代的世纪伟人邓小平，这其中有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别是有“文化大革命”那样深刻的社会背景。
为什么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这当然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的非凡才能有关，更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特殊经历有必然的联系。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历史让中国人民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了邓小平。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曾问邓小平：你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坦言：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噩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邓小平两次被打倒，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实际上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场运动一开始，矛头首先就直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之前，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都很难真正领会和跟上毛泽东的思路。所谓“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语，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心态。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相继召开，拉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把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的不同，以及以往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所谓的党内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实际上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这张大字报一发表，即使斗争对象不断升级，主要锋芒对准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此同时，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到1966年底，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1966年12月25日，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清华大学造反派由蒯大富指挥，上街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从此，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公开批判，并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后，造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活动，对他们进行揪斗、围攻和凌辱。
中南海含秀轩，即邓小平的住所，成为被监管的地方。没有经过任何组织程序，邓小平被强行剥夺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和公民的职务和权益，家人也因此而受到了株连。
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说来可笑，加给他的主要罪名不过是反对个人崇拜和宣扬了“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唯生产力论”。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邓小平、卓琳夫妇同继母夏伯根被押送到江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被监督劳动。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和巧妙安排，邓小平住在了离工厂不远的南昌步兵学校一个被称为“将军楼”的小楼里。
这一住，就是三年。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只有正确认识和检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才能打开我们通向未来的大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进京赶考”、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却没能考出好成绩。其症结在于没能认清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压倒一切的历史课题。他追求空想的、纯洁的、完善的社会主义。一方面，脱离实际地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另一方面，又把很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批判。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也是导致持续十年的“文革”悲剧的直接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我国社会政治矛盾和体制弊端的必然结果，也是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产物，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他的晚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可能再承担领导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和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这就为历史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在毛泽东身后，谁来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大革命”前，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不同思想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等同志的很多正确主张，长期受到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左”倾思潮的压制和打击，“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极“左”思潮发展到了极致。持续十年的内乱，不仅使民生凋敝，冤狱遍地，问题如山，使人民生活在压抑和失望之中，而且也使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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