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洲民主化进程滞后的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政体格格不入，出现所谓“亚洲价值观假说”，围绕此观点发生了激烈的大讨论。而目前美国学者又撰文指出，基于调查的计量研究显示，“亚洲价值观”没有阻碍民主，儒家思想和投票箱并非不可兼得。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12年7/8月卷刊登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的文章，探讨用计量方法研究儒家文化究竟是否阻碍的东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儒家思想同民主政体是否完全格格不入。
文章首先指出，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亚发生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根据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教授石度初（Doh ChullShin）的统计，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16个国家中也只有6个仍在施行民主制度，远低于60%的世界平均数。
而且，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几个最坚韧的威权政权的所在地；同时，缅甸、菲律宾和泰国的政府在民选和非民选之间徘徊，中国则因其经济成就和政治稳定性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强人羡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是什么使得亚洲如此顽固，以致于民主难以扎根？部分的原因也许跟文化有关。但是关于文化的讨论有时会歪曲而不是明晰价值观和统治之间的关系。
作者接下来简述了围绕着“亚洲价值观假说”的大讨论。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领导人率先发起。两国的领导人担心，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就人权、民主问题向中国施压，这会危及这个地区的稳定性。
1994年，《外交事务》刊登了主编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采访当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的文章（《文化即命运》，1994年3~4月卷）。李光耀当时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将其体制不加区分地强加于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中”。李光耀宣称西方民主强调个人权利，不适合东亚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李光耀指出，亚洲社会想要繁荣，不能采用西方的经济模式、社会规范和统治策略，而应该维护他所说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五种关系，即“第一，父子有爱；第二，君臣有义；第三，夫妇有别；第四，长幼有序；第五，朋友有信。”
李光耀及其他人类似的见解以“亚洲价值观假说”而著称。从这种观点来看，亚洲价值观不仅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相冲突，而且是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动力。但韩国前总统金大中（Kim Dae-jung）对此提出质疑，他在后来的《外交事务》（即《文化即命运？亚洲反民主价值观之迷思》，1994年11~12卷）反驳认为，“亚洲文化中民主本位的哲学和传统遗产丰厚”，因而亚洲民主化最大的障碍并不是地域文化，而是“极权统治者及其支持者的抵拒”。李光耀的说法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以此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作者指出，在论战中的很多模糊概念干扰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对此，石度初教授考察了儒家思想史，从中梳理出五种至今仍在塑造这些社会的文化的价值观：等级制的集体主义（忠于组织的领袖），家长式的贤人政治（道德精英的仁政），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避免与他人的冲突），公共利益与和谐（为群体牺牲个人利益）和儒家家族主义（把家族置于个人之上）。由于存在这些共同点，整个区域的价值取向都是集体高于个人，追求和谐甚于坚持已见。
石度初通过分析两个民意研究项目的数据来测算不同的亚洲国家对每一种价值观的深入程度。这两个项目是2005年8月进行的：一个是由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5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另一个是在13个国家进行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 Asian Barometer Survey）。文章称，尽管调查计量研究法存在种种瑕疵，但仍然不可或缺。要研究大量人群的真实信仰，其他方法都比不上调查。
作者认为，石度初谙熟数据运动。比如，他通过统计有多少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受调查者同意以下两个陈述来衡量每个国家家长式统治的强度：“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和“政府领导人就像一个家长；我们应该听从他们的决定”。石度初将这些数据和另一些数据相联系--那是对贤人政治的两个陈述的调查统计：“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为人正直，就可以让他们决定一切事情”和“如果可能，我不想卷入政治当中”。他用这4个问题组成一个拥护家长式贤人政治的梯度--他发现，正如亚洲价值观假说所预测的那样，中国、新加坡和越南这些威权国家的公民最拥护这一价值，而日本和台湾等民主国家或地区的公民则对此最为疏远。但石度初的数据也出现很多与假说相矛盾的结论。首先，在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中，人民的价值观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儒家化；事实上，他们的儒家化程度反而更低。
其次，相比非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国家，儒家文化圈中信奉家长式贤人政治的人更少。
再次，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和其他六个地区比较，亚洲儒家文化圈的等级化程度排在穆斯林世界、非洲和拉丁美洲之后，位列第四。
作者认为，对此合理的解释是：儒家价值观并为亚洲特有；相反，它们属于一套更具普遍性的传统价值观。这种解释得到事实的支持，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在准则和信仰方面远不是铁板一块。奉行等级价值观的日本人不到7%，而越南人则超过40%；一半以上的韩国人主张人人平等，而在中国却只有占30%。
因此，石度初得出结论说，儒家文化不仅没有阻碍，某些方面甚至有利于民主政体。人们一般认为，忠诚专一与民主准则不相容，而石度初的研究则恰恰相反：儒家维护家族的稳固，在更广的范围内它有助于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宽容。家长式的贤人政治也不是民主化的绊脚石：其实，它既有助于维护威权政权的权威，也同样有助于建立民主政权的威信。
亚洲价值观假说没有把政权塑造文化的能力考虑在内，这种能力应该看作相对立的民主和威权政权都能利用的一种资源。仅靠公民的价值观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政府类型。
石度初的结论还指出，威权体制比民主体制更容易遭遇合法性危机。在威权的亚洲国家，相当比例的公民认为民主是可取的也是合适的。与此相反，在民主制已经取代名声败坏的威权政权的国家中，支持重回威权政治的公民只有4%到17%。
事实证明，亚洲的民主制国家尽管因表现不佳而受影响，但还是坚忍不拔，因为即使政府在困境中挣扎，他们的公民仍然认可其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的威权制邻邦只有通过掩盖腐败和保持经济增长，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机。一旦他们的经济或社会福利体系不稳定，公民就会要求政府向民主制领邦看齐。
文化和社会经济力量、政治机构、政权绩效及领导力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政权的命运，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可能成为主因。亚洲价值观假说错在宣称民主无法在亚洲运作。但相反的论断，即现代化将使亚洲的威权政权自行终结，也同样不正确。这些政权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存在，只是文化上的形势对它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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