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游行最近让中国形势持续动荡，这只不过是中国民族主义强势崛起的又一个标志。中国的民族情绪在国内知识分子阶层中缓慢酝酿了一个世纪。而后，它就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期占据并重新定义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这种大众的民族意识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全球竞争的赛场，去争夺一个配得上中国巨大能力的国际地位。这个地位也要与国人心目中祖国在全球的合理定位相称。
中国已经冉冉升起，它迅速蹿升，势不可挡，大家有目共睹。事实上，在后人的记忆里，我们这个时代将是一个全球新秩序诞生的年代，主掌它的正是中国。
竞争性的民族意识认为，个人的尊严要与一个“民族”威望水乳交融。1895至1905年，这样的意识成功地迈入了中国精英群体的思想殿堂。1895年，中国兵败日本，败给一个弹丸之地的侵略者。中国人当年不屑一顾地称这个小国为“倭”（取“侏儒”之意）。虽然那时已经习惯了贪婪的西方列强巧取豪夺自己的财富，但中国依然自信地认为这些国家不足挂齿。然而，连原本视为自家后院里一颗微尘的日本也发起了攻击，这样的事实使中国的自信心灰飞烟灭，它成为一段令中国人震惊且无法容忍的屈辱经历。
1905年，日本战胜了“大白熊”俄国，这又修复了中国那残破的自尊心。因为在中国看来，俄国是个望而生畏的欧洲大国，连其他西方列强都对其心存畏惧。而中国知识分子将俄国不敌日本视为东方挑战西方的成功范例。在他们心中，日本也代表了中国。
日本因此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20世纪初的前几十年时间里，一批赴日留学的中国男学生归国后有的致力改革，有的加入军队，有的担任政府公职。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鼓舞的典范之作。而由于日本20世纪初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模仿日本形象孕育的新中国也以民族主义为本构建。
于是，日本成为了中国不可或缺的“异己”，既是效仿的正面榜样，又是怨恨的反面教材。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向日本借来了“国家”的概念，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词汇----国民也来自日语中的“国民”（平假名こくみん）。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党派国民党正是受到了日本的启发，并因日本的一再侵略而激发生命力。
即便是毛泽东反抗国民党也受到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启发。这听来像不能成立的矛盾，但并不让人意外。正如全球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中国的共产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的化身。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已经坦言这个党派内在的民族主义动机。他自称“共产主义者”能保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苏联的支持，因为在他眼中苏联比美国更可靠。而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都从未对各自事业的民族主义特性有过丝毫迷茫。
中苏政界和知识界的上层人士都是自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手段高明，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统治过程中一贯追求民族主义的最高目标：威望。这个目标就是不论赤裸或粉饰都要将国家意志施加于人的权力。但民族意识仅限于少数精英，大众几乎无法触及，在中国尤其如此。
在中国政府重拾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以后，形势发生了剧变，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极为类似。当时，由于私营企业的吸引力，全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摇身变为民族主义者。而由于将经济实力明确定义为实现中国强大的中流砥柱，中国的普罗大众为民族主义的魅力而觉醒。如今，数亿中国民众自认为国家尊严、匹夫有责，渴望为之尽一己之力，同时捍卫它免受一切侮辱。
为了尊严而竞争，即便是经济领域的竞赛，也并非纯理性的做法。因此，那些陈年旧伤复发也不应出人意料。一些中国人，特别是经济状况潦倒的人，一直在痛斥日本的侵华历史。尽管中国已经接受资本主义方式和日本人的投资，日本依然是中国谩骂的对象。事实上，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不久前还对我说：“十个中国人里有两个人不喜欢美国，但有九个人恨日本。”
对西方来说，这场民族主义对抗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因为中日两国都不是流氓国家，只要两国的争执不会升级为动用非常规武器，我们就可能将这场摩擦视为亚洲内部的口水战。此外，尽管中国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反日游行，但日本可能会让中国东海争端诸岛的冲动情绪逐渐降温。
但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是这个中国尊严游戏的新手。如果西方得意忘形，并自以为是地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跟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圣贤之国对话，那么西方世界就可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仇恨情绪的下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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