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8日，中国官方对外公布对薄熙来的处理结果，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而通告中更是罕见的一一列举薄熙来涉嫌违法乱纪的罪名，对此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在整个案件未有最终审判结果之前就给出大篇幅的通报内容，一方面或许是由于从之前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谣言的产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薄熙来本人特殊的政治属性，意欲让民众知道薄熙来违法乱纪的本质，让民间的挺薄派“失语”。
遭受舆论压力改变处理手法
目前，从这次对薄熙来事件公布处理结果的流程上来看，当局是第一时间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通告内文一条条的列举出薄熙来所违反的党纪国法内容，并按照相关法规进行处理，内容相对详实、有理有据。而在随后中共另一喉舌CCTV则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对该通报进行全文播报，并未掩掩藏藏。这种一改往日的危机公关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共此前在该事件上所遭受的舆论压力。事实上，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中共从此前的教训中吸取经验而得到的。
自3月15日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给出过多的消息，因此一时间谣言四起，“双规说”、“枪响说”、“政变说”甚嚣尘上。种种传闻再被冠以春秋笔法，将中南海政局描写的步步惊心，似乎中共一夜间又回到路线斗争的年代。而中共方面，不仅频频进行言论管制，而且自己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一个噤声的状态。这种在互联网时代显得僵化落伍的文宣方式让中共正在成为话语权上的被动方，处处显得被动尴尬。
虽然可以理解为中共在处理此事时力求稳妥，不到整个事件脉络彻底理清，官方有个明确定论之时，不便对公众公开。但是这种近似于迟钝的稳妥与今天公众快速消费信息的需求形成了天然的冲突，使得中共必须为自己这种老旧陈腐的文宣方式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公众在得不到及时的官方消息之时，需要大量的由所谓“民间通讯社”传播的小道消息，而这其中大部分是累及中共形象和政治形势的谣言。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虽然当局频频对敏感议题进行屏蔽，但网络依旧在客观上撑大了中国的政治言论讨论空间，“薄熙来”被屏蔽就以“薄督”称呼，“薄督”被屏蔽就以“西南王”称呼，更导致了流言走向扩大化。物议纷纷的结果就是中共官方形象频频于幕后被演绎，话语权被打的七零八碎。
另外，薄熙来本就是“政治明星”，他突然落台这样的政治事件，更不可能关上房门自己静悄悄解决。整个地球村都在关注，好奇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心态的现实反映从2月6日王立军事发之后包括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外媒对薄熙来事件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从两会之上对温家宝、薄熙来纷纷提问，到这些媒体陆续发布所谓“北京观察”，对“京城枪响”、“中南海政变”等流言大肆报道，在中国民众茫然无措的情况下进一步以看似权威的舆论进行误导。
当时就分析认为，凭借着在国家崛起和民众生活提升方面做出的成绩，目前的中共可以说是正处在其维权和统治力全盛的阶段。
借助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权威的媒体喉舌，辅以现代的政府形象公关策略，完全可以在遇到此类重大突发政治事件时实行有效措施，上抚党员、下慰民心。而不仅仅是依靠拖沓、隐瞒、封锁，在党媒上发布只字片语供民众“解题”等陈旧老套措施。
事实上，从随后对于王立军案和薄谷开来案的审判来说，中共正在从中摸索处理这一类事件的方式，例如在对于王案和薄谷案审判之前，就对关注此事的外媒进行通风，并进行有度的公开审判。并在审判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对外进行通告，随后也发布了内容详实的庭审纪实和案件始末，这种“让事实说话”的操作手法让民众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最大程度压缩了谣言的生存空间。回归法律轨道让挺薄派“失语”
此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之所以如此详实地通报对薄熙来的处理情况另一个原因在于，作为中国近30年来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薄熙来背后所蕴藏的能量远非当年的陈良宇案和陈希同案所能比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或贪腐案件，他所拥有的大量左派拥趸者让整个事件看上去更近似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内左右派之间的争论，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思潮对撞的现状。因此中共需要扎实地公布薄熙来违反党纪国法的情况，给左右两派一个交代，以免整个事件继续政治化，而让其落回到法律的范畴中。
此前多维一直在强调，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底层抗争在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上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知识层在政治态度和思想取向上也更加激进，左派要求社会公平，在公共政策上怀疑邓小平及其后续者主张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多项改革的弊端都来源于自由化。执行改革政策的一大批现任官员是“买办”性质的官僚，他们出卖中国利益，在经济上的自由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苦难。在历史评价上，左派认为毛泽东时代社会正义、平等，生活福利远好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减弱。在自我评价上他们将自身看作爱国者和毛主义拥护者。而右派极端者则要求自由与民主，进行彻底而激进的政治变革，甚至改变中共一党执政的现状。
这些观点在部分官民对抗等重大议题上激烈对撞、沸反盈天。而薄熙来，一位前中共高官之子，正统的红色血脉，封疆大吏的政治身份再加上他在重庆所提出的“共同富裕”口号和唱红打黑等措施，让中国大陆左派学者如司马南、孔庆东等人自然将其作为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政坛上的领袖，他们需要一个偶像，甚至一个殉道者。因此薄熙来就被无端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甚至可以说，薄熙来是大变革时代的一种思潮的寄托，他的所作所为也许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和目的，但在众人的哄抬中，他被拔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薄熙来的下马给公众的第一印象并非由于涉嫌刑事案件，而是在政治路线上出现问题，从而将其笼统概括为政治斗争。
显然，从目前中国官方所给出的事实来看，薄熙来的下马极有可能没有什么政治因素，反而恰恰是他的知法犯法，滥用职权、纵容包庇、贪污枉法、生活腐化。这些基本的官员底线都被薄熙来打破，这已经不是政治主张不同，而是实实在在违反了党纪国法。因此面对如此详实的通报，证据在此，民间左派也无法继续为薄“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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