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在2001年至2007年10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查处、职务晋升、就业安排等方面谋取利益，受贿826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但是法院虽然认定其所有罪行，仍然判处其“死缓”，而不是一些人所希望的“立即执行死刑”。
尽管中国老百姓对贪污腐败行为愤恨不已，但是除了“贪官越反越多”的尴尬现状，法律对绝大多数伏罪贪官的命运安排也令人心纠结。
“贪污腐败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可以说已经找不到一方净土。‘死缓’其实是一种‘中国特色’，其来源于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避免杀人太多’的建议。”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赵长青说，“尽管两种情况在中国的刑法概念里都属于死刑，但是目前贪官被判处‘死缓’的情况已经明显多于‘执行死刑’。”
对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设立死刑罪名，本是出于社会和政治稳定需要而对民众情绪的刑法性安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表示，对于贪污数额巨大，远远超出《刑法》规定的死刑判决金额的高官，死缓判决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现象，这让许多人不解甚至不满。
贪官死缓此起彼伏
“广东省公安厅原厅长陈绍基受贿”、“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米凤君受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受贿”、“贵州茅台酒股份公司原总经理乔洪受贿”……仅2010年以来，这些曾经身居各种高位、权倾一方的官员纷纷被宣判，尽管罪名有所不同，但都是死缓。一些级别较低的犯罪官员也如此：“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原支队长白玉岭受贿、贪污、徇私枉法、强奸、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阜阳市颍泉区区委原书记张治安受贿”、“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王海风受贿”……判决都是死缓。死缓似乎已经成为贪官们的一种“常见待遇”。
尽管《刑法》第383条规定：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但是很多腐败大案，涉案金额从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很少被认定 “情节严重”，结果都是死缓，其余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贪官更是数不胜数。
现实中，当每一名贪官落马的消息传出，早期人们都是对结局有着许多猜测，但是后来都渐渐失去了关注的热情，因为除了偶尔有个别贪官被直接处决，绝大部分都是以死缓的结局出现，有些甚至更轻。刘仁文认为，这样的情况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许多不满，不少民众表示贪官们肆无忌惮的原因就在于案发后被惩处得太轻，而且死缓已经成为贪官们继续生存的可靠希望。
据了解，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另外从监狱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证实，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其中各种原高官获假释、保外就医的占绝大多数。
“死缓等于度假”、“不死就ok了，坐几年牢就脱身了”！
这是许多人对于贪官们被判处死缓后最具代表性的反应。刘仁文也证实：“死缓犯一般情况最多关18年就会被释放，个别人甚至时间更短。”
“缓死”还是“免死”
按照《刑法》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死缓”并非“免死”，只是“缓死”，即如果罪犯在缓期两年期间的表现好就可以“免死”，反之就得执行死刑。事实上，被判死缓两年后又被执行死刑的罪犯非常少，仅出现在个别暴力犯罪的罪犯身上，还没有贪官的案例出现。“死缓本身就是死刑的一种，如果以后取消了死刑，死缓也就不存在了。”刘仁文说， “一些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总把判处死缓的原因朝司法腐败方面去遐想，其实有点牵强附会，这个原因更多是源于中国的死刑政策正在改变。”其实不仅仅是对贪官的判决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缓，其他罪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慎用死刑是个大的历史发展趋势。
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开始大力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等刑事政策。同年末，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表示，本年度的死缓判决已首次超过死刑判决。
2010年8月全国人大审议了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拟取消走私、诈骗、盗窃古物以及盗窃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1979年以来首次在刑法修正案中提出减少死刑罪名，之前有68种死刑罪名。赵长青介绍，从1998年到2007年，每万人的刑事案发率从75余人增加到360余人，理论上犯罪率增加了4倍，但是其中传统的凶杀、强奸等犯罪和重罪增加很少，而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犯罪和轻罪增加很多。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一般都不会对经济犯罪执行死刑。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此次刑法修正并没有提及官员腐败等方面的内容，这无疑与全社会对腐败现象越来越关注的情形大相径庭。“并不是司法工作者和学者们都看不到、想不到，而是觉得官员腐败的情况面积太广、程度太深，想要动作起来波及面太大。”刘仁文说，“而且按照目前国际、国内的法律形势，如果这方面要改革，也只会向‘少杀不杀’的方向走，绝对不可能‘多杀滥杀’，这显然与一些民众的愿望是相悖的，所以暂时不去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可以想象。”
“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据统计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赵长青说，“对此，社会层面反对的声音甚微，因为从理念上，减少死刑甚至废除死刑是一种文明，是一种进步，社会都能接受。但面对贪官横行的现实，社会心态为之一变，对取消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的死刑罪名则争论很激烈，反对的声音依旧很高。”
赵长青认为，有人认为用死刑反腐败是一种制度性偷懒，这话说到了要害。当前腐败猖獗，最根本的原因的确是由于转型时期体制、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制度失灵造成的问题必须用制度的完善去解决，死刑管不住腐败，河南省和贵州省几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就是典型例子。
目前，中国被判死缓刑的罪犯通过服刑后，都可以得到依次减刑、假释和释放。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改造表现好，不少地方死缓刑罪犯一般在15年后便可以出狱，无期徒刑13年后便可以出狱，有期徒刑服满刑期一半以上时间便可出狱。
“这就使得死缓执行的结果实际等同于有期徒刑，其严重性很容易被低估。”赵长青说，“加之《刑法》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含义没有明确的规定，易被人为操纵，判处死缓往往不被普通民众认为是死刑，而是宽大处理的结果。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大贪官被判处死缓，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很难获得普通民众认同。”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