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看到我和毛泽东在交谈着什么，他走了过来，轻轻地问：“你们在进行秘密谈话？”我回答说，中国客人问，您面前为什么要放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不许泄密！”斯大林严厉地说。曾经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所有谈判都做过翻译的尼古拉・费多连科回忆起这样的一个镜头。
尼古拉・费多连科出生于1912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系。在费多连科的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外交部工作的。他曾经官任副部长，曾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在学术圈内，他同样声名显赫，而其主要作品是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内容。从外交岗位上退出之后，尼古拉・费多连科在18年时间里，曾任“外国文学”杂志总编。他是教授，并在1958年的时候，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2000年，费多连科在莫斯科去世。
1949年12月，时逢斯大林诞辰70周年之际，毛泽东来到了莫斯科。在这次隆重活动中，有很多外国的国务活动家和党务活动家来到了这里，而斯大林对毛泽东则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这些见面会上，尼古拉・费多连科是他们会谈中的翻译。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晤一般都是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别墅中进行，而且，谈判通常是在夜里举行。在长长的桌子旁，斯大林坐在首位，然后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成员们。如果不算两位领导人中间翻译的话，则毛泽东是坐在主人的身边，中国的其他同志与自己的领袖相邻而坐。
桌子上摆着餐具。在每位客人面前，都摆好了各种酒杯、矿泉水和几瓶格鲁吉亚干葡萄酒。但没有摆放白酒。桌上还摆好了温室种植的各种蔬菜和配菜。在大桌子的尽头，是一个摆餐具用的小桌子，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为自己添加食品。
在会议室内没有服务生。只有一位女服务员端来某些热菜，她给主人看了看，然后放到小餐具桌上。每个人都自斟自饮葡萄酒，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做做样子。似乎，大家都是抿了抿嘴唇而已。斯大林通常举起水晶制作的高脚杯喝上一两口干葡萄酒。这种干葡萄酒是他用放在他右手旁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勾兑而成。这两瓶一白一红的葡萄酒只有他自己在饮用。
据尼古拉・费多连科回忆，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次会晤上，毛泽东曾向我小声问道，为什么斯大林要将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进行勾兑，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做？我回答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您最好还是问问斯大林本人。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也感觉，如果问的话似乎是没有分寸了。
-- 你们在那里小声谈什么呢，是想隐瞒什么吗？在我身后传来斯大林的声音。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一跳，赶紧转过身去，不假思索地说：毛泽东同志想了解，您为什么要将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勾兑起来喝，但别人却没有这么做。
-- 那您为什么不问我呢？斯大林继续用审讯的口味说。我在很早以前就发现，斯大林似乎对我有着某种怀疑，甚至在翻译的时候好像也并不信任。费多连科院士继续回忆道。
-- 对不起！但毛泽东坚持让我不要这样做，认为这是不讲礼貌的行为。。。
-- 那么，您认为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留着小胡子的脸上露出了某种微笑，并严肃地说。然后，主人开始向客人进行了解释，为什么要将这两种酒混合起来喝。
-- 这是我很久以前形成的习惯。每种葡萄酒、尤其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口味和馨香。我将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混合起来，可以丰富他们的味道，而更主要的是，我想弄出一种带有草原鲜花一样芳香的味道。
总体来说，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对话时，总是保持着镇静、内敛、并对客人保持着关注。费多连科院士继续说。斯大林从未旁顾左右、心不在焉，总是将精力集中到对话的内容上。他对翻译中语言表述的精确性、句子的架构和选词都极为关注。他对思想的表达、语言中细腻微妙之处的要求甚至到了求全责备的程度。
在会谈过程中，还涉及到语言和思想方面的内容。斯大林关于这方面的表述，总的来说是对自己关于语言学著作内容的一种折射。他的主要想法是，语言作为有意识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人的阶级属性是不敏感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来进行会话，其中也包括使用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们的语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和个人的利益。作为回应，毛泽东也对斯大林的思想还进行了延伸。他说，汉字和汉语，尽管掌握起来非常复杂，但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敞开的。不论其社会地位、阶级属性，只要有意愿去学、有意愿去完善，都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位中国人都有可能获得必要的教育并有机会掌握汉字。
曾为毛泽东1950年冬季访问莫斯科做翻译的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尼古拉・费多连科又回忆起另外的一组镜头。
有人通过政府专用电话让我尽快赶到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主席住在那里。到达克宫之后，高级警卫军官接待了我，显然，他的语调显得有些紧张：
-- 毛泽东的私人厨师做了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拒绝接受我们给他送来的鱼。
-- 我问这位上校：是什么鱼？
-- 是鲤鱼。我们通常会把这种鱼送给客人。他回答说。
--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 这位厨师在我们面前不断挥手，不要这条鱼！感觉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
尼古拉・费多连科继续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找到了毛泽东的私人厨师，以弄清他事情的原委。厨师长解释说，送来的鱼已经死了。主席曾做过严格的指示，给他做鱼，必须要用活鱼。
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让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焦灼不安。接待我的上校惊奇地大声说道：“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他们需要多少活鱼我们就送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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