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关于中国政改的话题日渐增多。北京刚刚公布了十八大召开的日期，同时也宣布了对薄熙来“双开”的处理结果。中国敢言媒体财新网总编辑胡舒立10月11日发表评论文章称，直面薄熙来案并吸取教训，意味着深化全方位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这篇题为“薄熙来、十八大与政改----三谈谁在践踏法律尊严”的文章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处理都是个历史大事件。自9月28日中共政治局宣布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初步披露了薄熙来的主要问题之后，全社会都在对此案进行反思。从薄谷开来案、王立军案到薄熙来案，人们已经看到，真正将自己凌驾于法治之上、肆无忌惮践踏法治尊严的人，不仅是薄熙来的家人或亲信，根本就是这位贵为政治局委员的重庆市委书记本人。可以期待，薄熙来会在法治轨道上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查处；而在当前，直面薄熙来案并吸取教训，意味着深化全方位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中共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与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时间同时公之于众，两者显然有相关性。此前的7月23日，就在薄氏被停职审查三个月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党校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其具“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习近平副主席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向前进”；此后的9月29日，在九常委集体出席的国庆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再谈“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显见，随着对薄熙来的审查步步深入，事实触目惊心，本届和下届中央决策层当更为重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薄熙来在位之时，他主政的重庆以“打黑”著称，其口号是“有黑必打”。而其妻薄谷开来成为谋杀犯、“打黑英雄”王立军成为循私枉法者，薄熙来本人也在此案中滥用职权、负有重责。事实显示他们成了最大的黑社会。现实启示人们：薄氏正是通过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化，强化警权并直接控制了警权。薄熙来及其妻薄谷开来如此轻易地践踏法律的尊严，凌驾于法律之上，正与其对警权超常的控制力直接相关；后来薄熙来与王立军矛盾公开化后，王身边七名工作人员先后被非法审查，王本人立即被安排“脱警”，都说明警权在当地之强悍，而薄熙来一家与警方的关系绝不是“对我不错”这类个人关系，而是具有组织力的绝对掌控。这种掌控，使薄氏主政的地方权力具备了极权性质，相当危险。防止此类事件重演或变相重演，必须防止警权过大，乃至妨碍法治；更
需从根本上改变“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的制度基础。胡锦涛“7?23讲话”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温家宝“9-29讲话”也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读来更显深意。在未来通过扎实的民主法治建设，形成对政治权力垂直和水平的制衡，是至为关键的改革。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的薄熙来的问题，还包括另一项重要内容，即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巨额是多少，目前数目不详，常识论当以百千万元计。引人深思的是，此类行为可追溯至他在“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如此算来约在20年间。许多人提出，既然薄熙来早在大连市就早有问题，为什么未能及早发现？在此，我们从另一角度设问：为什么他担任了“领导职务”，无论是市长、省长，还是书记、部长，便能够拥有了“为他人谋利”的权力；而且不独自己，其妻子薄谷开来也可“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或成或败自有市场说话，而在中国的薄熙来案例中，拥有领导职务便成了“租金掌握者”，职务上升则意味着掌握更多的租金，能够源源不绝地为他人谋利进而为自己分利。
早在20多年前，经济学家们就提出转轨经济中的“寻租现象”正是腐败的根源，其原因在于新旧体制交错时期，某些领域和部门或某些官员的权力过于集中，政府通过干预和管制经济制造了“租金”，自己也就成了寻租者。而解决之道就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而官员的寻租行为也花样翻新、蔓延扩大。改革最迫切、最困难也非改不可的内容，就包括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亦即减少“设租机会”。说到底，具体贪腐事件发生，往往有多重原因，薄熙来事件也不例外。但是，通过全方位地深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铲除寻租土壤，使掌权者不想、不敢也不能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当为治理贪腐的治本之策。薄熙来事件公布后，有些人在振奋之余又觉无奈，抱怨制度如此，难有作为。薄案爆发的偶然性，更使人加重此想。应当看到，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的确是个长过程，但正因为此，改革必须只争朝夕，不宜再拖延。此外，有一项措施标本兼治，立可生效，这就是让新闻媒体尽其职责，加强舆论监督。文章最后指出，如果薄熙来从当大连市长时起，就能被置于舆论监督的聚光灯下，如果媒体对官员的监督批评成为常态，也许更严重的问题就会少发生、不发生。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改革开放与反腐防腐的大局，而且在当下就可以付诸实施。薄熙来案损失重大，真正吸取教训就应尽快行动起来。胡舒立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财新《新世纪》总编辑、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媒体对胡舒立辞去《财经》杂志总编职位的消息颇为关注。与《财经》杂志建有合作伙伴关系的《华尔街日报》详尽报道了胡舒立辞职的前后，并评论说，“在那些倡导中国媒体改革，加大透明度的人的眼中，《财经》的代表人物胡舒立一直是希望的象征。出身记者世家的胡舒立从前也是一名记者，她因泼辣的性格和坚持求实报道而闻名。”《纽约时报》说，今年56岁的胡舒立任《财经》杂志主编11年，秉笔直书，触动利益集团，指出阻止经济改革的瓶颈，而且，《财经》的独家报道加速了中国一些臭名昭著罪犯的落网。《时代》杂志说，胡舒立经常被称为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以后她可能会变得更危险”。文章说，尽管中国对媒体严格控制，但她在《财经》杂志上打擦边球，“对政府的无能与金融不法行为做出突破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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