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有两条不会动摇：一是不会“走老路”，回到“文革”前体制；二也不会“走邪路，走西式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将“不复古而鉴古，不西化而学西”，探索博采古今中外之长的中庸稳健政改路径。期待中共新领导集体拿出大智慧，以中庸稳健之道改革、完善中国特色政体。
随着中共十八大临近，国内外对“中国政治走向”颇为关注：中共新领导集体将怎样面对“左”右两方面压力？中国政改将走向何方？政治观是否会有变化？近日，《人民论坛》杂志开展“新政治观探讨”，学者们出于对政改及中国前途的关切，提出各自“新政治观”。笔者也谈点浅见。
面对两种困惑
“党的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作为已经执政六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时代课题。”《学者称我国亟待确立新政治观》一文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一个现象让人困惑，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政治观未能与时俱进。确立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迫在眉睫。”《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更尖锐：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共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笔者多次提出相反的困惑：既然中国政体落后，为什么经济反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应基本肯定还是否定？这个反诘不是反对政改，而是主张深思中国新政治观究竟是什么？政改之路何在？
继承特色政治
天津师范大学佟德志教授认为，“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基本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观念及其与西方政治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三者互动的结果。”笔者以为，“三大因素互动”形成的中国独特政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政体不同于任何国家的特色所在。因此，中国政改绝不简单是“文革之法”“全盘西化”或者“新思维”“普世价值”之类所能解决的难题。中共新领导集体当然明白，“左”右激进派最终都成不了气候，但对于“新思维”“普世价值”之类则要慎重。一者，猴都具有共性，人类当然有“普世价值”。但关键在于，“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民主自由”等舶来品，还有“百善孝为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造，还有印度造、阿拉伯造等等，可惜迄今听到的“普世”论，大多局限于“西化变种”。
再者，有些所谓“新思维”往往引来大麻烦，如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对俄罗斯是解体，对外有西方策动民族肢解、内有军阀混战传统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独特政治世无先例，只能“摸石头过河”。
笔者以为，中共有两条不会动摇：一是不会“走老路”----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文革”前体制；二也不会“走邪路”----全盘西化，走西式资本主义道路。“普世”论者会说“错！我们主张的是西方民主政治。”笔者要问，当今美、日霸权主义、军国主义算不算“西方民主政治”？
政改必须稳健
在美国“入亚”、日本玩火严峻形势下，相信中共新领导集体在政改上更将注重“继承与创新”关系。继承意味着稳健，创新体现于中庸。比如对“普世价值”或可探讨，但“普世”不等于“西化”。有些“普世”论者，自觉不自觉仍在主张政治西化，除去其确有可鉴之处外，更与西方强行输出价值观、多年“西式洗脑”形成“西经入肓，祖传全忘”有关。比如西倡“法律至上”，儒崇“德主刑辅”，后者显然高于前者，我们却弃高就低。治国除弊确实缺法，但更缺乏德。笔者反复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有颇多可鉴之处，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格拉姆、达隆贝、伏尔泰等都曾力挺。霍尔巴赫《社会的体系》指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他们认为，儒学导致十七世纪法国“精神的革命”、推动了十八世纪“中华文化的欧洲启蒙”等等。天方夜谭么？但这是事实！
笔者以为，中国将“不复古而鉴古，不西化而学西”，探索博采古今中外之长的中庸稳健政改路径。期待中共新领导集体拿出大智慧，以中庸稳健之道改革、完善中国特色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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