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界一直流传一句话“右派掌握了舆论，左派控制了课堂”。此言虽是戏言，但也反映出中国目前知识阶层分化的现状。例如南方报系旗下的媒体因为一直倡导改革等理念被攻击为“右派报纸”、“汉奸媒体”。而在大学，由于开设政治思想课，再加上中共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灌输。因此曾有大学教师坦言，虽然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很多学生关心时政，忧国忧民，是很好的年轻人。但就是不能跟他们谈毛泽东，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只要谈到毛，他们就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没有任何判断力可言，只有肾上腺素起作用。在毛的问题上，政治理念不同的人与他们不存在任何交流的可能性。
争鸣沸反盈天
近日，随着十八大的临近，从官媒声音到民间舆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也被逐渐热炒，都在关注政改议题在十八大报告中会占据何等位置，新一任领导班子上台后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和举措。这种讨论不仅仅停留在学界，甚至包括柳传志等企业家也都不断发声。目前在民间，主流的声音认为国家要在保证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但也不能一味的强调秩序，稳定不能成为拒绝或延缓改革的借口。“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被响亮地提出。同时，中国各地涌现了各种地方性“经验”“模式”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研究。而多维在薄熙来3月份下台之前就曾表示，薄熙来执掌下的重庆所施行的一套方法和措施根本称不上是“模式”，仅能成为经验乃至方式。
事实上，整个重庆经验以及随后的薄熙来事件目前在大陆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不在于其经济或法律层面的意义，而更多的在于其所代表的毛左思潮的抬头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不断碰撞的现状。
薄熙来整合了毛左力量
在2011年重庆最受瞩目之时，这个西南边陲重镇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则被视作毛泽东的正统代言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开始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罔顾司法程序的大规模打黑。并且高举毛泽东理念中重要的均贫富旗号，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赢得共鸣，一时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今天就有大陆学者认为，回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整合和提升毛泽东主义左派力量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持这类思想的学者和民众规模并不小。但缺乏有魅力的领袖、明确的路线、统一的组织，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重庆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成了整个毛左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一大批毛左学者心目中的“教主”。
自此，在改革开放后沉寂了三十余年的毛左再次形成为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毛派舆论重镇的乌有之乡网站和所谓社会进步网，两年前即发布所谓“汉奸”名单，当时大陆二百位持不同意见的公众人物皆在其中，其头像均被置入绞架。乌有之乡去年年底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所谓“抓汉奸”正式写入了他们的政治报告。“抓汉奸”成了所谓“二次文革”的突破口，并迫不及待地付诸预演：冲击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课堂，焚烧南方系的报纸，对学者茅于轼施以直接的人身威胁。
毛泽东信仰成为产品
有右派学者认为，崇拜毛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尤其底层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信仰毛第一是路径依赖，能够接轨亲切记忆即接轨他们过往的精神资源；第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毛仍属于政治正确，并因为政治正确能够保障政治上的安全；第三是毛平均主义和造反有理的主张能够解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能够满足他们抗议现实的需要。对绝大多数普罗大众而言，对毛泽东的信仰是最本土、最短平快、性价比最高的信仰“产品”。不仅精神上有归属感，政治上更有靠山。从来弱势的他们，因为毛教的加持而强悍起来，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左派学者韩德强以后掌掴八旬老翁的事情。从事后左派反应来看，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因为是那老翁冒犯毛泽东在先。而这种行为自然是不可原谅，任何惩罚都不过分。
当然这种极端的左思想并非代表了所有左派学者的声音。在中国目前8种思潮----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想、新左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汇聚碰撞之下，自上而下、从政治层面到社会层面都会继续各种事件。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这种情况在整个宏观历史中所代表的意义和造成的影响，依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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