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道富银行近期针对300位大型投资者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明年将发生尾部风险事件。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将出现雷曼公司式的抛售，而危及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我们认为这一尾部风险，即小概率事件发生的风险，首当其冲的是来自政治层面。我们确定了此种政治不确定性的几个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来源与欧元区可能解体有关，与永无休止的紧缩政策有关的新一轮广泛的社会抗议活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主张，以及即将来临的意大利选举使其再次升温。财政悬崖情景是另一种政治风险，可能会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境地，而美国是最后几个经济稳定的区域之一。伊朗核计划、不断升温的中东紧张局势、亚太地区的海事争议、南美的国有化以及南非的民粹主义的政治格局使得自1990年代以来的格局变得动荡起来。
政治风险的起因后果紧密联系，表现为一种恶性循环：政治风险来自萧条的后危机时期，继而导致宏观经济状况恶化。这主要造成以下几种影响。
·降低了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增加了对全球债务可持续性的质疑
·推高全球失业率，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对通胀造成冲击反映社会动荡的另一个因素
·降低了合作性经济政策的激励
·不断推迟解决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急迫问题
打压全球贸易
投资者通常用考虑到风险与回报的夏普比率（Sharperatio）来进行投资决策。对于投资一个国家来说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以美国S&P500指数为基准通过计算股价额外回报来进行比较。但这样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政治风险，因为大幅的额外回报通常反映高风险溢价。我们以美国为基准，根据世界银行所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数，构建一个相关政治风险指数。该指数允许我们从政治风险层面完善传统波动-回报的估值。
近期地缘政治环境的特点是全球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从美国大选、欧元区解体、南美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到亚太主权争端，政治风险上升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政治风险融合了数个方面的因素。战争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叛乱风险、罢工风险是最显而易见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出现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政治干预（如国有化、保护主义措施、征用）近期在南美出现的更为频繁，这是由于政府希望将经济繁荣带来的益处对全体民众重新分配。目前主权违约风险在欧洲政治议题中居于主导地位。法律和监管风险可能与新形式的保护主义有关。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洗钱和恐怖主义导致外汇转账风险增加，使国际银行体系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这些因素都可能轻易地扰乱全球生产链。在本报告中，我们将分析目前存在的政治风险及其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并给出我们关于如何对冲该风险的一些观点。
全球政治风险版图
目前全球环境的显著特点是政治风险居于历史高位水平：IFO世界政治稳定性指数在2012年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具有重大相关性的数个事件的结合是导致全球政治气候不断恶化的原因。
解体风险仍对欧元区构成威胁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欧元区解体的冲击有可能与2007年至2009年危机的冲击一样巨大。在此背景下，政治因素变得非常重要。欧洲各国政府努力保持欧元区的统一并协调其经济政策。
欧洲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之间的对立继续助长市场的质疑。最近尽管与债务稳定机制（欧洲央行、欧洲稳定机制、ESFF）完善有关的市场压力大幅下降，但政治风险却再次上升。意大利的春季选举可能使贝卢斯科尼再次上台，而两年前投资者和欧洲其他各国政府对其信心尽失。但事实上是贝卢斯科尼可能获选，深受市场欢迎的蒙蒂技术官僚政府的终结可能会加剧欧元区的不确定性。西班牙方面，拉霍伊政府继续拒绝任何金融救助，并同时面临包括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Basque）的独立主张。葡萄牙方面，联盟政府的内部分裂使得财政巩固过程面临风险。葡萄牙在实施极为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之后所经历的疲软已成为整个欧洲的普遍现象。极高的失业率导致极端政党和社会抗议增多，尤其是希腊，纳粹组织金色曙光（GoldenDawn）党目前不断赢得受众。三巨头在为希腊政府提供更多时间以满足其救助方案的随附协议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这些情况使得欧洲政治风险高企。
美国大选不会缓解财政悬崖的风险
美国大选是政治不确定性的又一来源。目前美国政治环境的两级分化非常严重，导致美国民众对任何政府就解决公共债务问题的方式与国会达成协议的能力感到怀疑。政治分裂可能会导致美国债券评级下调，从而导致全球波动性上升。就外部层面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阵营竞相批评中国，指责中国是导致美国面临结构性经济困境的元凶。罗姆尼承诺，在其当选美国总统后会立即将中国视作货币操纵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刚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指控，指责中国政府给予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出口补贴，这已是今年的第三起指控。中国也已针对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反倾销异议。美国将中国视作其结构性经济困境的替罪羊，这可能引发贸易战，并降低全球层面的贸易和交流。
伊朗强化核计划
伊朗政府的核计划及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混乱关系使其与以色列突然陷入紧张局势。显然目前以色列正促使美国对军事干预伊朗放行。伊朗政府甚至指责国际社会破坏其核工厂的电力供应。部分中东国家或将以色列的武装干预解读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合作侵略行为。美国近期在海湾地区组织了数次海军演习以表明决心，以针对伊朗中断霍尔木兹海峡船运以及威胁相关美国利益。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
此种紧张局势或将导致伊朗和以色列宣战，进而影响整个地区。伊朗官员已经宣布其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支持。叙利亚内战可能会恶化，并牵涉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其他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和美国等国家。普遍而言，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播放之后，当前的中东环境处于一轮穆斯林国家反对美国的浪潮之中。该影片已激起北非、中东以至亚洲的抗议，并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身亡。
亚太地区的海上争议激化
亚太地区在中国、日本、中国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争议近期激化。钓鱼岛的主权争端，以及与该问题有关的民族主义行动已使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性面临风险。美国的干预（包括其近期为应对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而在日本安装雷达系统）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的战略（包括将其60%（之前为50%）的军事资源积极配置到亚太地区）正在并将进一步激化该地区的政治风险。
南美的国家干预主义日盛
近几年，南美的国家干预主义明显增强。阿根廷政府在2012年5月对其石油公司YPF进行国有化，并指责西班牙所有者Repsol只关注利润。
在发现潜在石油储备之后，阿根廷与英国有关福克兰（Falkland）岛的冲突也已升级。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在2011年年底对黄金行业进行国有化，此前该政府已从2007年起对石油行业进行了国有化。在罗塞夫赢得选举后，巴西干预主义明显增强，罗塞夫主张干预外汇市场，上调外国借款税率，向大企业直接施压以使其雇佣更多员工，修改储蓄账户法规。南美国家干预主义日盛是导致近期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外流的又一主要政治风险。
南非暂时实施民粹主义政策
由于当地工人对跨国公司提供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越来越不满，同时这些跨国公司被指责窃取南非矿产资源，南非政府可能出台不利于外国利益的民粹主义措施。对外国投资者怨恨的积累在整个非洲较为普遍。
全球政治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全球政治风险的原因和后果密切相关。政治风险似乎大多时候都和国内因素有关，而国内因素和宏观经济状况相关。宏观经济因素，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事实上在解释政治气候恶化中都起着决定作用。那么如果投资者情绪显著恶化，全球政治冲突和风险的增加意味着全球活动受到的又一次负面冲击。
世界经济增长潜力降低
全球政治风险上升负面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它会打压经济参与者的信心，并给投资活力造成压力。它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且需要更高的保险和对冲成本。同时，政治风险在宏观经济情况恶化中可以找到源头。2007-09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仍未恢复到先前的生产潜力，并且未来仍可能会有困难。受持续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区经济现在依然低迷。新兴世界似乎也无法摆脱这两个主要地区的影响。这些全球性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潜力有长期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实力下降而世界人口稳步上升的背景下，政治压力和风险将会提高。
全球债务可持续性值得怀疑
日益提高的政治风险提升了公共债务的风险溢价，进一步提高了利息负担。雪球效应可能会导致公共债务不堪重负。债务与政治不稳定也有因果关系，这在美国和欧洲可以看出。尤其是在美国，政府实施的支持性政策已导致公共债务剧增，从危机前占GDP的49%上升到今天的84.5%。在增长疲软和就业率低下的情形下，该政策推高了财政悬崖的风险。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政府债务的等级，如果官方账户没有真正的调整，可能还会面临进一步的下调。进一步的下调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触发大幅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刺激计划失败后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后果。欧洲和美国公共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提高对全球而言是重大风险。根据CIA的统计数据，全球公共债务的水平从2009年占GDP的56%上升到了2011年占GDP的64.1%。
全球失业率上升将成为一个全球挑战
政治风险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从而会使得结构性失业率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这一现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便存在。已在欧洲实施并且将在美国实施的危机后紧缩政策，通过提高税收、降低社会福利和推高失业率，对经济造成了沉重压力。这些因素已经引发了社会问题，并成为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接连发生两次重大的全球性冲击已使失业率从周期性上升转化成结构性上升。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12年全球将会有2亿失业人口，比危机开始时增加2700万人。易受影响的就业人口在2011年达到15亿人，比2009年增加了2300万人。未来十年需要新增4亿个工作岗位，才能避免当前6%的全球失业率进一步上升。
15-24岁的年轻人口可能会比全球平均失业人口多出三倍。
通胀连续震荡是社会动荡的另一个来源
政治不稳定性也体现在保护主义政策方面，并相应地影响了大宗商品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已经明显造成全球通胀压力加大，通过食品价格震荡，使得脆弱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尤其是食品价格）是去年推动中东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预计将出现新一轮的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由于预期将会有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和上升的通胀，这种情况已经在加剧。
推出合作政策的积极性降低
在2009-10年相继推出各种刺激政策后，再推出合作性经济政策的积极性已经几乎消失殆尽。这是全球政治风险的另一个维度。例如，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暗示瞄准美元贬值，以提高美国出口；日本央行则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日元升值过快。巴西当局表示已准备好在所谓的隐形货币战中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另外，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流动性水平，从而给大宗商品价格施加更大的压力，造成全球通胀上升。
人口问题在政治均衡中起着重要作用
全球不平等在世界各国依然明显，尤其是在最富裕的国家和快速发展的国家。另外，对于未充分准备好应对婴儿潮人群退休结构性转变和医疗支出增加的政府而言，人口老龄化日益造成财政状况不稳定，使得政府政策更加复杂。
全球贸易减速
当前高企的政治风险增加了与外国投资相关的风险溢价，并对全球贸易活力造成负面影响。来自欧洲的重大负面冲击已经阻碍了全球贸易。上升的全球政治风险也推高了保险成本，限制了外国直接投资，导致资本回流，迫使代价高昂的对冲策略的制定，并造成汇率波动加剧。
考虑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
投资者通常用考虑到风险与回报的夏普比率(Sharperatio)来进行投资决策。对于投资一个国家来说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这些指数的缺点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反映政治风险，正如委内瑞拉的例子，一个大幅的额外回报实际上是全球投资者对高风险所要求补偿的额外回报或是风险溢价。为了衡量政治风险这一因素，我们以美国为基准，根据世界银行所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数，我们构建一个相关政治风险指数。超过100%的正值表示该国相较于美国而言政治风险较小。低于100%的正值表示该国相较于美国而言政治风险较大，但是其风险相较美国风险的差额小于差额平均值。如果一国的指数为负则代表其相较于美国而言政治风险较大，并且风险差额大于差额平均值。如果一国的指数低于-100%则代表其政权非常危险，并且其差额与差额平均值相差数倍。显然这些国家在分析夏普比率时的权重相当小。
最后，我们总结一些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一定的政治风险。
与当地政府进行良好合作，是了解一个国家的稳定性以及减轻与政治事件相关的负面影响的一种方式。
按国家进行风险分析是必要的。听取风险顾问尤其是评级机构的意见，如果可能，可以购买保险承保一些风险。
当地合资企业应避免当地政治状况恶化时资产被没收或损坏等一些风险。
可以购买信贷违约掉期（CDS），因为CDS可以抵御一些国家风险。
可以制定对冲策略，特别是汇率政策，因为外汇市场对政治风险尤其敏感。
仔细参考全球政治风险指数，例如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并更好地评估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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