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谈判对手，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不多。但中共对我们却相当清楚，中共对谈判事务有非常特殊的策略。未来与中共交手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性”。这是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当年在新加坡“辜汪会谈”议程结束后，于下榻饭店接受媒体访问时所透露的讯息。
在1993年4月，第一次辜汪会谈，首度站上谈判桌的辜振甫感慨地说，中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谈判对手。尤其，在两岸分裂的政治局面下，这种谈判的经验是史无前例的。谈判人员稍有不慎，往往动辄得咎。
蓝绿同犯战略错误
当时，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正式会谈中“脱轨演出”，把未放在协商议题的“两岸三通”摆在会上谈。辜振甫选择不予回应。
辜振甫说：“我是故意不答话的”。他认为，汪道涵抛出的议题已超出双方在北京达成共识的范围，宁可“无声胜有声”。显见，辜振甫以谨小慎微的态度，面对两岸对话和接触。
在20年后，两岸交流水乳交融。但台湾政治人物对中共交手时的警觉性和了解度，却也一点一滴丧失中。
自10月上旬起，台湾蓝绿政治人物分别登陆。前有民进党时期的行政院长谢长廷，后有新任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让中共涉台部门接应不暇。尽管两者分属不同党派和意识形态，但他们皆对两岸交流抱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值得鼓励。
然而，无论是谢长廷或林中森，却都犯了一个共同的战略错误，无形间伤害了台湾的尊严和对等：行前准备不足、对中共认识不清，即贸然前往中国大陆对话。
以谢长廷为例，尽管他早已在7月就确认登陆之行，但当他首度踏上北京后，完全展现对中共官方“水深”的陌生感，无论是吃饭对象、行程安排，都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官场文化，缺乏高度警觉性和政治敏感度。
把访大陆当成到花莲
语言论述上，谢长廷还出现“去民进党化”现象。民进党称大陆一直是以“中国”称谓、提及台湾必称“国家”，以凸显两岸“一边一国”的政治立场。但谢长廷在进行政治陈述时，无不称“大陆”；谈及台湾，绝不提国家，反以“社会”代替。这种细微的改变，谢长廷自己应点滴在心头。
或许，正如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一书中所提的，“中共领导至今仍保留一部分‘制夷’”的传统。他们让对方为以‘老朋友’的身份进入中国‘俱乐部’而深感荣幸，这样就使对方难以表达不同意见，也拉不下面子与中共对抗”。
连长期标榜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人士，一旦登陆，也不可免俗地陷入中共的“制夷”氛围中，而不自觉。
和中共交手缺乏高度警觉性的，也发生在首度登陆的林中森身上。因从未在第一线处理过两岸事务，林中森接任董座后，不断想对外展现“拼命三郎”的积极精神。无论在北京或在上海，他努力透过勤跑基层，亟欲和台商打成一片。
林中森当着众多台商的面说，他或许没有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的丰富经验，但会比江丙坤更“固力”（勤劳）、更勤快，要当“用生命冲锋陷阵的尖兵”。
他自爆，他以为到大陆访问，就像到花莲一样，买张车票就能成行。没想到出访安排，需那么多事前的沟通协调与安排。伤害对等尊严原则
原本林中森还打算更“行动派”，6天行程中，一天一城市，吓坏海基会人员，连忙劝阻“不用那么急”、“去大陆前还有很多事要‘乔’”；但他坚持“即知即行”，甚至说“房间我可以自己订”。
最后，林中森的首度登陆之行，一周内搞定，展现海基会的“高效率”。但这可能却意味着，原本就对中共了解甚少的林中森，没有多少时间做好战略沙盘推演的准备。在对大陆官场各种动作的意含认识不清前，即贸然登陆，把辜振甫叮咛的“保持高度警觉性”，完全抛诸脑后。
第一天晚间，两岸两会举行会务交流和晚宴。坐在林中森对面的，是海协会6个专职不同领域的副会长，他们无不枕戈待旦，观察林中森。以林中森话匣子一开，“奔放十足”的性格，大陆涉台部门应对他的“底”，一夜知悉。
隔天，和大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面时，林中森更是有史以来，在公开场合首度以“向主席报告”的“恭敬谦卑”态度，和贾庆林对话的海基会董事长。
或许，在文官体系打滚40年的林中森，“报告”一词是“以下对上”的自然用语，却无形伤害了两岸对等尊严的原则。这种细微的“眉角”，每分每秒盯着林中森的大陆官方，应了然于胸。
台湾尚未“准备好”
当晚，新华社发出会面新闻稿指出，贾庆林当着林中森的面，“首度”告诉马政府，要“管控分歧，进而逐步聚同化异”；且要“进一步增强勇气，希望台湾方面奉行更加积极的大陆政策”。中共此一政治意味极强，步步进逼的手法，恐怕已超出林中森的政治能力范围。
过去一年，大陆不断抛出“两岸将进入深水区”的讯息。这代表，两岸谈判不只将处理经济问题，也必须把政治风险涵盖其中。台湾的主谈部门应该保有辜振甫叮嘱的“高度谨慎度”。
无论是站在两岸谈判第一线的林中森、还是幕后操盘的政府部门或身兼制衡角色的民进党，理应以更高层次的格局和政治战略眼光，做好万全准备，不卑不亢地面对中共这个“非常特殊的谈判对手”。但从谢长廷和林中森的首度登陆表现，台湾离“准备好了”，尚有段距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