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要求他们的主要总统候选人，甚至他们的总统，能不断向他们确保，他们的国家、成就和价值都是非同寻常的。这让总统候选人常常不敢说实话。
想象有这样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对美国的问题直言不讳，并详细论述美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于其他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
这位想象中的候选人在巡回竞选演说中会讲些什么呢？他可能发誓，要扭转美国在儿童贫困问题上的惨淡数据，并宣布美国的这一问题上的情况相当严重----在35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美国排名第34位，只稍微好于罗马尼亚。他可能还会谈论到教育成果这一问题，并指出，美国4岁儿童的进入学前教育的比率只排在第28位，而在教育领域的另一头，美国25岁到34岁之间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位于14位。他可能会强调婴儿死亡率这一问题，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程度大过其他48个国家和地区。他还会指出，与根深蒂固的普遍看法相反的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低于欧洲大部分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这位候选人可能会通过发表常见的竞选说辞来刺激观众：他可能会宣称，美国确实是世界第一----在囚禁公民这方面，美国的监禁率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古巴、伊朗或中国这种国家；在肥胖率方面，美国轻松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墨西哥，且将近十倍于日本；在人均能源使用方面，美国的能源消耗是德国这个繁荣国家的两倍。
这位说实话的获选人能走多远？走不到哪儿去。事实上，这样的候选人在我们如今的政治文化中是无法想象的。美国人要求他们的主要总统候选人，甚至他们的总统，能不断向他们确保，他们的国家、成就和价值都是非同寻常的。
总的来说，候选人和总统会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包括贝拉克·奥巴马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内。在高层政治中，候选人可以谈论国家的大问题，但他们必须马上在下一句里做出解决问题的承诺：失业率很高，所以我会创造出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候选人和总统不可以谈论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或是谈论那些威胁美国世界领先地位的统计数据----在HBO的剧集《新闻编辑室》中，杰夫·丹尼尔斯(Jeff Daniels)扮演的暴躁主播在一段激烈演说中令人难忘地论证了这一观点。
“这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总统是拉拉队长、是乐天派，并告诉大家好日子就在眼前，”总统历史学者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说。“这种观点几乎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遗传基因当中。”
这种国家特征通常被定义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它可能激励一些民众和政治人物做出出色表现，达到自我认知中的水准。但在总统竞选中，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失调，使得许多重要问题几乎得不到讨论。不能直接说出并得到热烈讨论的问题也不可能被严肃对待。在这个国家，公民自认为他们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解决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这种对坏消息的反感却是民主进程中令人惊讶的特色。
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政治历史学者艾伦·J·利希特曼(Allan. J. Lichtman)说，“我认为，比起过去，现在有着更严重的回避讨论严肃问题的倾向。这会对我们的政治和管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要想管理则需要民众授权。
但如果不说出计划，则不会得到授权。”
保守派最近一直在宣扬美国例外主义，他们指责奥巴马总统没有对这一概念表示足够的尊重。但这种观念所带来的自我审查对政治人物的影响是不分党派的，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它在左翼身上更凸显，在一些其他问题上又在右翼身上更为凸显。
例如，面对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以及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成本膨胀，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不愿直视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政府债务危机。面对全球气温的上升及其成因和后果，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不愿承认这些。但公平地说，两党都不愿深入地考虑以上两种趋势。
面对这些艰难的挑战，之所以两党都宁愿予以回避，是因为我们，也就是民众，宁愿予以回避。
这是美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的美国研究教授德博拉·莱亚·马德森(DeborahLea Madsen)说，“在直率地对待丑陋的社会问题上，欧洲政治人物的自由度要大得多。”她接着说，如果一个美国政治人物对国家的缺陷说得太直白，就会面临风险，可能被扣上最具毁灭性的帽子：不爱国。
这种美国特性的根源往往要追溯到著名的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驶向美洲的船上的布道。近五个世纪前，这位清教徒律师协助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
他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如一座‘山巅之城’一样，所有人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们。”温思罗普的隐喻在美国语汇中源远流长，被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里根(Reagan)两位总统突出引用。但是，如果说对温思罗普而言，这是殖民地应当追求的目标的话，对现代政治人物而言，这往往是对那些所谓的成就的吹嘘。这是一种对抗消极主义者并强调美国伟大性的手段，而不管事实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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