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人权运动一样，民主推广也成为一个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工程，其支持者不愿意或者不能承认这个事业的意识形态特征或革命性特征。在此意义上，民主推广应该被理解为当今自由主义的分支，而自由主义是当今唯一否认自己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现代意识形态。更准确地说，它是在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已经消失后人类政治组织的终极状态，即未来的道德弃权立场。听听西方推广民主的积极分子的说法，他们努力推动极权主义国家或威权社会秩序向自由民主的“转型”，而这不过是必然过程的加快而已。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借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观点并把它作为民主推广机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他是这样描述其使命的，“让封闭的社会开放，让开放的社会更开放，推广批判性思维模式。”在这种描述中，历史走向一个方向，走向更加自由、更加开放和更多民主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民主推广最好被理解为体现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的主要预测。该文宣称西方的冷战胜利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这种对新观点持开放态度，对“封闭的”、非民主的社会不屑一顾的充满自豪感的宣言不无反讽的味道。因为他们的理由正是索罗斯曾经指出的封闭社会的人“声称拥有终极真理”。毕竟，当今西方民主资本主义观念也宣称对社会、道德和政治真理的垄断，民主推广和人权运动不过是其附属目标而已。索罗斯回忆起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的虚假性是因为“它是个教条。”但是还有什么比把整个世界笼统地分为开放的社会和封闭的社会更显出摩尼教的特征和哲学上的幼稚呢？还有什么比索罗斯大胆预言共产主义的失败“奠定了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基础”更具教条性特征呢？在此问题上，还有什么比福山的断言更具有思想封闭的特征呢？他说历史剩下的唯一重要问题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多么快地风靡全球。
这些主张或许使用世俗的语言论证开放的社会比封闭的社会更优越的结论的合理性，再次引用索罗斯的话，这是因为“在开放的社会中，每个公民不仅被允许独立思考而且要求独立思考”。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与熟悉的说法如“上帝在我们一边”或“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胜利”的惊人相似性。正如赫鲁晓夫在1956年西方驻华沙大使们的聚会上夸耀说“不管你们喜欢与否，历史终会站在我们一边”。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名言“我们将把你们埋葬。”这是历史决定论的最粗俗表现，但是它并不必福山坚持唯一完全合法的政治秩序是发达国家的法治和问责的政府连同“稳定的权力制衡”更糟糕。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种未来观简直等同于“理想化的美国政府。”
不管这种说法是呈现索罗斯的波普尔式普世主义还是福山的新黑格尔主义或民主推广的教条，它的区别性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西方并非根据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全球化的开发社会的形象是剩下的唯一完整无缺的东西。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倒更像哲学上的实用主义者。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那些本来头脑清醒的人变得如此极端呢？比如，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预言“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带领全世界走向民主”时，他想的是什么呢？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真的相信她在2012年的演说中的话，那些对“区别于自己的变化、观点、文化和价值观采取封闭态度的国家将很快被当今因特网时代所抛弃”吗？除了硅谷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和索罗斯式的样板文件外，克林顿也相信她的言论得到坚实的证据支持吗？她在警告中国人如果他们不拥抱开放社会的理念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时，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啊。
除了用或许带有宗教术语的词句，很难解释像国务卿克林顿这样智慧和现实的人竟然说出如此没有实证证据支持的或公然违背事实的言论。但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美国自建国以来的主流观念一直是一种神秘的使命感，相信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美国人有一种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的传教士般的热忱，这不仅是傲慢的行为而且是道德义务的实现。从美国例外主义的角度看，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是人类最后的希望的信念将永远优先于“简单的”经济数据和地缘战略趋势。如果上帝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历史也一定站在我们一边。其他任何想法就是对美国精神的背叛。因此，国务卿克林顿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的埋葬警告是一丘之貉。
克林顿演讲的语言或许与时俱进，尤其是结合了技术和自由，但几乎没有任何新意。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信念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永恒因素也应该如此，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代，在重要方面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林肯时代。甚至在此之前，曾在1845年创造“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记者约翰·萨利文（John L. O‘Sullivan）就认定美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世界上建立道德尊严和人类的救赎。”这并不是说推广民主的角色在过去几百年里没有明显变化。相反，威尔逊承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建立安全的世界环境以便推行民主”。三十年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承诺一旦打败欧洲和亚洲的独裁政权（对英国和法国殖民主义下的独裁政权避而不谈），将建立起以他所说的“四大自由”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换句话说，民主建设是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值得向往的战争结束状态。通过军事占领建设民主的观点只是在美国在与苏联冷战时才开始采用，而且不是作为高尚的目标而是作为赢得冷战胜利的最重要的非军事手段之一。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种民主推广工程开始变得低调，更多采用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文化工程的方式，以福特基金会这样的慈善机构（相关的作家和艺术家往往并不知晓）为幌子。这包括创办高端杂志如英国的《撞击》（Encounter）、德国的《月刊》（Der Monat）和法国的《证据》（Preuves）等。也包括成立旨在笼络反共和反苏联的左派力量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来对抗仍然同情共产主义或者采取中立立场的西方欧洲文化精英（如毕加索和萨特）。在整个50年代，绘画是特别重要的战场，中央情报局资助了美国抽象派印象派画家的展览，最重要的画家包括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罗伯特·马瑟威尔（Robert Motherwell）。
年轻的内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帮助组织许多展览，他称抽象的表现主义是“争取自由的事业的绘画”，这简直就是不打自招。中央情报局当时的国际组织部干事汤姆·布莱顿（Tom Braden）后来回忆说：
我们想团结所有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以便显示西方和美国投身自由的表达和辉煌的思想成就，我们不受任何限制。不像苏联，作家艺术家写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画什么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我认为它是中情局拥有的最重要的部门。
布莱顿没有说大话。约瑟夫·奈或许在1990年创造了“软实力”这个说法，是美国力量重新调整以满足后冷战世界的挑战的代表。但是民主推广似乎成为奈的术语之前半个世纪软实力的原型例子，它扭转文化潮流的成功并非仅仅是激进左派充满想象力的虚构。这应该在意料之中。冷战之所以是冷战恰恰就是因为持续的军事行动几乎完全发生在美国和苏联的边缘地带，古巴、朝鲜、越南、中美洲、刚果和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索马里。争斗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在全球争取人心，根本的问题是后殖民世界的新兴国家究竟是拥抱共产主义还是自由资本主义。在两个超级大国并不相互攻击的情况下，除了靠软实力之外还能用什么作战呢？或者是人们更喜欢的描述，即通过观点、文学和艺术及更宏大的叙事作战。如果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说法，在此背景下，文化就成为持续进行战争的手段。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情局巨额资助的受益人，无论他们在得知真相后是多么的恐惧（有些人真的不知，有的人假装不知），若用冷战的术语，这种民主推广的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几乎完全成为历史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民主推广的努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支持华沙条约国家中的政治和文化异议者。此项工程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东欧阵营中最重要的异议者包括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和很多其他人士都对西方充满感激。异议者没有“创造”1989年的事件，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们不过是先锋队。美国人的支持帮助哈维尔坚持下来，看到了他本能预见到的结局，正如他后来所说“看似牢不可破的极权主义整体有时候实际上就像卡板纸住宅一样牢固，但也会瞬间垮塌。”欧洲人的经验证明了民主推广能够实际上为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因此，在华盛顿看来，没有能动用民主推广战略一直是极端愚蠢的做法。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代初期描述的推动“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他的政府在1983年用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和四个得到补贴的组织：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学会（NDI）、国际民营企业中心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将这些努力规范化。在这点上，“民主推广”的说法开始被广泛使用。但是，没有一个机构做得非常出色。这种民主推广的努力很多都是明显有害的，有些则是肮脏卑劣的。但是，战争肮脏之事，在冷战中通过推广民主的努力稳定巩固美国优势的合理性在当时确实非常有道理，现在回顾起来也是如此。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在苏联崩溃整整20年后，美国政府机构、主要的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附属机构、自由之家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仍然在不断推动民主推广活动。
这种扩张一直代价不菲。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明确指出的七个战略目标中，第三个目标在2011年获得了170亿美元（国务院总体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外资助预算的的55%），其定义是“通过推动有效的、问责的民主管理模式；尊重人权；可持续的、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和人们幸福，扩展和维持繁荣、稳定、和民主的国家群体。”
显然，这笔钱的大部分用来推动经济发展、全球卫生改善和营养。虽然如此，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钱被用在推广民主上。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历届国务卿的核心任务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说明美国仍然相信民主推广是华盛顿无法动摇的核心，虽然在“长期战争”的战场上已经证明了这个世界观的失败，问题就来自布什喜欢说的“全球自由议程”。
但是，这种强大的信念和承诺不应该作为决定性的内容来接受。在2012年，人们有理由询问民主推广是否能够合理地被描述为连贯的主张，有理由询问它能否从柏林墙倒塌的高潮日期以来经历的惊恐中恢复平静。美国政策制订者和人权积极分子的大部分或许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但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他们的努力第一次遭遇了认真的抵抗，这些抵抗不仅来自复兴的大国如俄罗斯或新兴大国如中国而且来自南半球许多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民主推广者的声明听起来更像方便的道德旗帜借以推动美国的利益，而非在全球公共利益名义下的无私奉献。
毕竟，布什政府使用民主议程为其入侵伊拉克和长期在全球追杀基地分子的行为辩护。美国并非其鼓吹的民主常态的典范的观念让人怀疑整个工程的道德真诚。这种怀疑甚至出现在美国国内。但是，就在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广泛认识到这些矛盾被是潜在的威胁之前，民主推广已经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了。商学院的格言说，成功企业的最大危险是扩张太快。这正是民主推广出现的情况，其理由在当时很有说服力，但现在回顾起来却非常愚蠢。苏联的崩溃虽然很难说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不可避免，但在许多智慧之人包括华盛顿政策制订者看来，似乎证实了民主议程的正确性。后冷战必胜主义的这个愚蠢时代贯穿克林顿政府始终，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至今仍然回荡，这一点可以从国务卿克林顿的政策以及在美国国际开发署重新强调民主推广的使命上看出来。
公平地说，美国的冷战胜利怎么能不扭曲人们的认识呢？难道这不是胜利吗？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了不就证明了它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吗？但是，伊拉克的灾难和阿富汗的困境将证明虽然美国的军事力量全球无敌，但它仍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而且，在布什时代开始在奥巴马时期更加恶化的美国政治体制的瘫痪打击了人们对美国民主举世无双的信心。虽然国务卿依然嘴硬，胡说八道，但中国专制资本主义的成功尤其是在与西方金融危机形成的对比，已经让人们不由得质疑，美国是否还有手段和道德权威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了。
但是，在1990年，所有这一切还没有出现。当时，认为所有国家都将很快变成自由民主国家的想法非常有道理，美国的使命就是让它们尽快实现这个目标。为了帮助推动这个结果的出现，1990年代的民主推广主要集中在转型计划上，即引导从前的共产党国家和意识形态并不很清晰的南半球独裁国家走向福山承诺的理想之乡。在后继的政权不愿意配合时，美国和某些私有机构（如索罗斯的基金会在格鲁吉亚）就在道义和金钱上支持急切实现这些目标的反对派。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上成功的专制国家或像普京的俄国这样在政治上管理有方的国家，华盛顿的民主转型观念被视为“政权更迭”。
我们很难说华盛顿是不在意这些担忧还是觉得有信心拥有地缘政治优势从而无需迎合它们。或许仅仅是相信俄国和中国也必然加入克林顿的“民主世界”，这体现在美国政客和民主推广积极分子充满自信的声明中。
这种傲慢自大不应该令人吃惊。当然，1990年代并不总是被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狂热的时期。比尔·克林顿政府时期被广泛认为是相对礼让的时期（如果不考虑弹劾危机的话）。但是意识形态狂热加剧了我们正在经历世界重生的观点，即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同样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这样的观点当然没有历史基础。出现的是要把民主推广到全世界的传教士般的热忱。民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倒不如说成为一种信仰，在推广民主的时候，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似乎在尘世间完成上帝的使命。冷战后推广民主的积极分子和从前的基督教传教士之间对比的力量在于他们各自对自身制度的信心，传教士信仰基督，民主推广者相信民主资本主义不是答案之一而是唯一答案。
因此，基督教不是讲道理的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某种“观点”，传教士认为它是纯粹的简单的真理。民主建设的支持者最好被视为国际人权运动的附属品，他们并非真的相信是在传播上帝的福音，但是人权运动内外的许多人把它描述为世俗的宗教并非无稽之谈。这种结合了福山、人权观察、和索罗斯基金会的混合体在民主推广运动中激发起的道德自信心，与肯尼亚的白人传教士组织的成员或者在中国的苏格兰圣公会传教士并无二致。他们都相信即在细节上或许存在错误，但基本教义绝对准确无误。
把民主推广与传教士活动相提并论可能被当今的民主推广者嗤之以鼻，不仅因为该组织并没有假设给当地合作者强加一种解决办法，他们也不相信民主制度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正如全国民主学会在网站上列出的使命。相反，该协会与人分享经验，提供多种选择，这样当地领袖和积极分子就能选择最适合自身条件的做法和制度。
但是，这样的说法不仅仅有些言不由衷，实际上，它让人想起从前有关独裁者胡安·裴隆（Juan Perón）的阿根廷笑话。当有人告诉他引起国民愤怒和争议的痛苦政治议题后，他说这些反对派群体不管有什么分歧，但他们至少都是支持裴隆的人。全国民主学会的在民主问题上不持特定立场的宣言根本不能当真。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机构领袖愿意接受这个国家选择像中国这样的并不承诺推动民主的专制政权的决定。要么，他们是在民主资本主义、西方式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等背景下的讨论，至于具体采用哪个具体的民主形式，他们不采取明确立场。在这一点上，用诗人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描述电影明星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的行为的情感范围，即对政治的所有可能性都持开放态度。
当全国民主学会说它不屑于政治时，它的真正意思是党派政治。1 但是这等于说虽然民主是政治框架，它却不是政治。这在哲学上是非常荒谬的说法，虽然非常方便。
但是，政府内外的民主推广支持者无论认识到与否，这种利他主义的声明在美国之外的人听起来都显得空洞虚假。过去十年来华盛顿基本上没有认识到的最重要趋势之一是南半球国家强人政权的复兴，如卢旺达、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搭车的机构如无国界医生、救助儿童会、和国际救援委员会都能完全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在世界很多地方工作。但是现在，即使在战区和难民等紧急情况下，在很多时候是地方当局说了算。因此，尽管华盛顿抱怨说像雨果·查韦斯（Hugo Chávez）这样的民粹派领袖和像普京这样的独裁者在抗拒外来的民主推广努力，因为这些行动威胁到他们手中的权力，但是华盛顿支持的民主推广活动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抵制的最明显例子出现在9月19日，俄国下令美国国际开发署在10天内永远停止在俄罗斯联邦的一切活动和工程。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出的，普京政府为此次事实上的驱逐命令的理由是，“该机构官员的工作与其声明的经济开发和人道主义合作的目标相去甚远。我们认为它试图通过资助影响国内政治过程。”
美国国务院对此消息的愤怒反应既显得虚伪又显得困惑不解，这是后冷战民主推广活动自一开始就具有的特征。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宣称美国仍然“承诺于支持俄国的民主、人权、和更加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她不无挑战口吻地补充说华盛顿渴望“继续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
奥巴马政府与普京政府做对，并支持反对普京政权的异议者群体如人权组织“纪念”（Memorial）、监督选举的非政府组织格罗斯（Golos）和其他机构完全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还假装华盛顿没有干预俄罗斯的内政就显得十分荒唐。普京或许就是俄罗斯反对派民主人士指责的那样，但是，他是坏蛋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说的话错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一直资助那些更愿意克里姆林宫有一个更民主的政府的团体。这个独裁政权不愿意让美国继续支持其敌人，华盛顿对此表达愤怒的事实其实是告诉你，你只需要知道民主建设工程充斥着多么明显的狂妄自大和自我欺骗。
就像已经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对中国实现民主化发挥多大影响力一样，华盛顿迟早要认识到全球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但是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不大可能重新考虑它对民主的承诺。现在，民主推广支持者基本上是在兜圈子。最能干的人如卡耐基基金会的托马斯·卡罗舍斯（Tom Carothers）已经愿意承认民主推广遭遇的失败，但他们相信即使在当今更加困难的情况下，工作还可以非常有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美国政策制订者应该提出不同的问题：美国政府继续推广民主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我们不敢肯定乔治·索罗斯是正确的，当他说在苏联解体之后马上出现全球性的开发社会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即使那时又这种可能性，但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在历史还没有终结的世界，在很多竞争性的经济模式必须共存之地，在没有全球性的民主共识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把民主推广作为美国外交的优先课题呢？
在冷战期间，民主推广的作用非常明显：它是冲突中的武器。冷战结束初期，人们有可能相信真美国推出的新世界秩序或许真的会出现。当时，开展民主推广的决策在政策制订者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决定，因为它将强化那个世界秩序。但是现在，在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变成痴心妄想之时，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行在其他时间和情况下合适的政策呢？从历史上看，美国确实有一个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革命概念。但是，尤其是在考虑到当时的困难局势，美国继续推行在过去某个时刻推动的传教士般的议程是明智之举吗？我们再次看看俄罗斯联邦。在世界有些地区，美国和俄国的利益是冲突的，在其他地区，它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支持反对普京政权的国内反对派，并且坚持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继续支持下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有一个术语用来描述这种工程，即政权更迭。事实是通过和平手段而非军事战争实现的政权更迭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这与民主建设工程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
俄国事件当然是众多案例的第一个。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已经打破了美国政策的常态。华盛顿还没有经历过民主建设野心被成功抵制的局面，他们毫无疑问正在想办法应对。而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人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常常是墨守成规，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如果华盛顿继续依靠民主推广作为美国的象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说明此种做法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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