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及其无限的权利意识将摧毁民主的“智慧”的引人注目的反例体现在法国第三共和国身上。在这个国家，本国的富豪、腐败透顶和争权夺利的反动政客拒绝像爱国公民那样行动，只会大肆捞钱而不愿付出。他们卑鄙地背叛了大部分同胞，携款逃离法国，这个作为人权宣言的摇篮而引领世界的理想国一下子成了腐败肮脏的专制国家。
想象一个国家，它的国际威望和权力如日中天，它的军队驻扎在世界各地，它是全球的智慧领袖。它的公民普遍相信该国的生活方式是启蒙和人权的灯塔，是世界其他地方学习的榜样。他们坚信西方文明的概念就体现在这个国家之上。
但是，在这伟大光鲜的外表之后是腐烂的迅速蔓延。在这庄严神圣的民主中，有钱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腐蚀了制度，收买了民意代表。这个国家已经误入歧途，走向政治两极化，可以预料的是，秩序井然的管理机器已陷入僵局。右翼政客抓住一切机会大肆鼓吹增加军费开支，同时却一再拒绝增加收入来支付军费。为什么？
因为那些碰巧拥有民意代表的有钱人公民拒绝缴纳一分钱的额外收入所得税。他们的阶级团结是对所谓的“创造工作岗位者”的无条件顺从而不是对国民的忠诚。他们成功地要求用外国贷款支付长期战争的巨额开支而不是直接向有钱的公民征税（利息负担不过是添加在开支中而已）。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一种深信不疑的意识，即这个国家的体制已经成为一场骗局。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现在慢慢地出现了一种反动政治同盟，他们中有富豪财阀，有试图逼退世俗国家的倒行逆施的宗教右派，有偏狭顽固的军国主义者，有像铁屑被吸到磁铁上一样热衷于政治极端主义的巧舌如簧的虚假知识分子叛逆者。他们都竭力寻求一个根本不曾存在的国家的所谓复兴：一个人人虔诚、社会和谐、各安其位的国家。中间派和左派政治群体的影响力在萎缩，他们动摇不定，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
实际上，这种听起来熟悉的令人担忧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指的是法国第三共和国（1870年-1940年）。对英语读者来说，信息最丰富，文笔最通俗易懂的描述仍然是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权威著作《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调查》。夏伊勒本人虽然是个情感丰富的法国人，但他仍然严厉表达了对第三共和国的病理症状的谴责。1940年5月德国人在色当战役中的惊人胜利以及法国后来的投降的直接原因并非只是军事技能上的缺陷。在夏伊勒看来，更深层的原因是全民道德水准的下降，这是因为政治两极化、政府管理陷入瘫痪、以及在心理上已经逃离国家的上层精英。
夏伊勒对第三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努力恢复金融秩序的描述与当今华盛顿的现状非常类似。法国银行（像美联储一样的私有机构）在理论上有向政府预先垫付资金的限制，就像美联储对美国同样有名义上的债务限额一样。但是，这对保守派庞加莱（Poincaré）政府来说不是问题：他们突破了限制，媒体却没有任何反应。可是，当温和偏左的爱德华·赫里欧（Herriot）政府突破同样的限制之后马上就引起轩然大波，政府被控在财政上极端不负责任。当赫里欧政府试图通过一再延迟的对富人征税来应对财政危机时，刺耳的声音变成了富豪控制的媒体的风暴性大火。赫里欧提出的解决办法也遭遇富豪的敲诈：有钱人阶级威胁要把资本转移到海外，就像当今美国富豪在加勒比海的开曼群岛（the Cayman Islands）或新加坡办公司一样。
法国上层阶级中的有些人开始攻击议会民主的基础本身。香水老板弗朗克斯·科蒂（Fran？ois Coty）购买了温和的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把它变成了极端主义者的阵地，该报为右翼反对议会运动注入了数百万法郎的钱，其中有些就是明目张胆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当温和的社会党政府总理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在1936年上台之后，法国政府与富豪阶级以及支持他们的右翼群体的隔阂已经十分严重，甚至于提出了“要希特勒不要布卢姆”的口号。他们宁愿与在过去15年来一直鼓吹在军事上彻底征服法国的德国独裁者合作，也不愿意与提出每周工作40小时不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政府打交道。当德国装甲车攻破默兹河（River Meuse）河防线，法国沦陷后，法国上层社会的许多人并不感到伤心。第二年，巴黎郊区的隆尚赛马场（Longchamp）的赛马照常举行，巴黎的上流社会仍然盛装出动。
与编造自己的现实的倾向一致，美国右派也喜欢编造揭示世界发展规律的名言。一个创造性的变体就是右派喜欢把一些言论当成著名的历史人物的话，以便创造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神秘光环。有这样一句名言“民主不能作为永久的政府管理形式而存在。只有当大多数选民能够投票使自己从公共财富中充分获益，真正意义的民主才可能存在。此后，多数人总是投票支持承诺最多利益的候选人，其结果必然是因为财政花钱大手大脚而造成的民主的崩溃，其后总是出现独裁，最后出现君主制。”这句名言被认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的或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说的。其实，它最初出现在1951年12月9日《俄克拉荷马日报》言论版上。它准确地提炼了右翼对民主社会衰败的原因的认识。
乌合之众及其无限的权利意识将摧毁民主的“智慧”的引人注目的反例体现在法国第三共和国身上。在这个国家，本国的富豪、腐败透顶和争权夺利的反动政客拒绝像爱国公民那样行动，只会大肆捞钱而不愿付出。他们卑鄙地背叛了大部分同胞，携款逃离法国，这个作为人权宣言的摇篮而引领世界的理想国一下子成了腐败肮脏的专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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