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党代会多数在北京召开，而最初建党之时的党代会则在安全之地，曾经选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召开，而在国外召开的是六大，那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且这次的党代会受到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第三时期理论”和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等指导思想的影响，出现很多不切实际之乱象。
陈独秀
在莫斯科召开的原因
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国内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在六大召开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全国的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比以前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时的情况都严重。全国人民“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当时有人写文章称：“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鲁迅先生更揭露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党的一切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仅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2.1万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2.6万名共产党员。如果在国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议会址
第二，在国内没有找到能够保证安全开会的会址。召开中共六大，是由党的八七会议提议、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但这两次会议，均未决定开会的地点。此后于1928年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瞿秋白做了报告，提出在三至四月召开大会，地址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但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同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开会讨论后，首次提议并决定：报告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批准中共六大能够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并希望斯大林或布哈林等领导人能够出席这次大会。
第三，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六大之前，共产国际是用派共产国际代表的形式来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这些被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既执行了共产国际路线中正确的思想，也执行了其错误的思想；而且，他们对共产国际路线中正确的思想，也没有完全贯彻得好。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充分发挥指导与顾问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共力量聚集起来，使之在莫斯科稍得休整，恢复一下元气。中国共产党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直接指导。
第四，有利于会后直接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几个会议。在筹备中共六大的过程中，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将要在当年的春天和夏天于莫斯科分别举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农民国际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认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在会后直接派代表团就近参加上述国际会议。
第五，可增加同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代表之间接触和交流经验的机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中共领导人、全体与会代表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之间提供了相互接触、增加了解和直接交流经验的机会。与会代表能够同各国兄弟党的代表直接接触和交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是一种学习和交流，更是一种鼓舞和促进。
六大之错：向忠发当选最高领导人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向忠发是个叛徒。他后来的叛变给中共地下党和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共产党后来的工作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就是这个向忠发，却是六大选举出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中共六大的“主席团名单”中，特别注明：向忠发的出身是“工人”，其资格是“湖北代表、中央委员”。向忠发何许人也，为什么他能够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这里简要介绍向忠发“出身”和“资格”的一些基本情况。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早在1894年他就开始进入湖北汉阳兵工厂，做了两年的学徒工。接着，他先后在造币厂当工人，在江汉轮船上当马头工和水手，在汉冶萍公司的轮船上做差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湖北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等职。由于向忠发当过工人，参加和领导过工人运动，并在武汉地区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虽然没有参加党的八七会议，但却经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提名，而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中旬，向忠发同李振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并担任该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他到莫斯科后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1928年2月，他和李振瀛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他与李振瀛还参与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联合起草《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会后在赤色职工国际还工作了一段时间。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夕，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同共产国际与联共（布）领导人的“会见”和“政治谈话会”。这实际上都是为召开六大做预备的。中共六大是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向忠发参加了大会，并被大会推举为主席团成员，是大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在大会期间，向忠发是职工运动委员会、湖北问题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政治、军事、组织、妇女、苏维埃运动、财政审查、湖南问题、广州暴动等各委员会的成员。他还向大会做了职工运动和讨论结论的报告。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由于向忠发的上述经历和和当时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意义，他在7月10日的大会上，继五大之后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7月19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月20日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向忠发就成了党中央的主席，但人们仍习惯地把他称为“总书记”（这是陈独秀时代的称谓）。直到1931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和被枪杀之前，他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他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的“领导干部工人化”的一个最高标本。周恩来曾指出：中共六大时“太强调工人成分”了，“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
六大的缺点
中共六大的历史功绩巨大，但其不足也明显。对于六大的缺点，党的历史决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著作中，都有深刻论述。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六大对于中国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中间阶级的政策，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缺乏清醒的分析和明确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对于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等，都缺乏必要的正确认识，依然是强调了“城市中心论”；它虽然开展了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但总结经验教训不够；大会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在选举中片面强调了“唯成分论”等。因此，周恩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
六大的缺点、错误，对后来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即被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片面发展和极度扩大了。
前总书记陈独秀拒出席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但作为特邀代表，陈独秀拒绝出席会议。
在“六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等人作为特邀代表去莫斯科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意见，中共中央觉得应该挑选一个与陈独秀关系比较好的同志去传达，可能效果会更好。于是，首先想到的是曾是第一任中央秘书长王若飞。
王若飞向陈独秀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并传达了共产国际对陈独秀还是爱护的意见。但陈独秀提出，‘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时，没有让他参加，也没有让他发表意见，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到莫斯科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因此，表示不会去莫斯科。后来瞿秋白、周恩来也去动员他，但陈独秀主意已定，谁也改变不了。他自己不愿出席的理由，他说：“八七会议的决议对我批评如此严厉，足证明国际早有牺牲我的决心;我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以挽回的。”
就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讲，一般犯了错误的同志，往往以送到莫斯科“学习”作为惩罚，以致很多人不愿去莫斯科。
以陈独秀的错误，即使态度再好，也必定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更何况他不会轻易认错呢。因此，结果可想而知。“国际曾一再召独秀同志到苏联去，他都拒绝了，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这一去要是被软禁，便永无回国之望”。陈独秀最终没有去莫斯科，似乎躲过了这一劫。而作为陈独秀所谓“同情者”的王若飞，则在莫斯科惨遭一系列的打击。这是因为王若飞坚持为陈独秀辩护，甚至在“六大”也帮陈独秀说话，“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若飞曾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李培之回忆说：“当时有人以为若飞袒护陈独秀，会后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瞿秋白和张国焘，都有这种看法。”所以就在莫斯科出现了刁难、打击王若飞的残酷斗争。
由此，人们可以推想如果是陈独秀本人在莫斯科，会有怎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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