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习李体制即将确立开展。人们非常关注未来10年大陆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格局。面对这个严肃的课题，必须立基于大陆的现实，从现实出发才能理解未来这条具大陆特色的发展道路方向为何。
首先，大陆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建政时期为了统战需要所建立的政治协商体制，迄今依然延续下来；这是具有大陆特色的政治上层建筑。每年人大和政协行礼如仪的召开年度会议，已成为大陆每年例行的政治大戏，在大陆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制度性角色。立基于这个现实，大陆可考虑针对人大/政协并行体制，进行符合现实的制度建设，让政协和人大成为具大陆特色的上下议院或两院制，使其发挥更实质的效用，包括审议立法质询和监督的政治功能，以期能对政治领导人可能的短期或狭隘利益施政产生制约。
其次，论资排辈是深植于大陆的政治文化，已退休的政治领导人拥有超出人们想象的潜在影响力。在包括领导人更换的重大政治工程或事件上，都可以看到已退休政治领导人的身影。这种现象固然表示大陆政坛对于政治元老的尊重，但却可能导致现任领导人往上看不往下看的施政责任观。在每次领导人更换的时刻，政治元老或已退休政治领导人的相关报导就会不断出现。大陆若想让现任领导人能真正往下看，建立以民为本的全面负责制，就必须设法让「论资排辈」的文化虚化和软化，避免政治元老继续介入领导人权力更替的政治工程。
其三、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大陆强人政治已然结束，以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为主的政治决策载体的形成，代表着后强人政治时代集体领导的确立。集体领导一方面可以体现一定的“民主元素”，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一种利益妥协的格局；甚至还有可能形成以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为核心的权力条块，从而也阻碍领导人全面负责制的确立。大陆可以考虑设计更为精致化的“民主集中制”，使其集体领导既能体现党内民主元素，也能让政治领导人负起实责。
其四、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薄熙来案对大陆而言应该是一大教训。目前大陆中央虽然拥有对地方官员的直接任免权，但为了“维权”，又让地方领导拥有司法权和治安权，这很容易让地方领导在“维权”这项政治大帽的庇护下，通过掌握各种超越司法和民众制约的权力，俨然成为地方诸侯。再而，大陆中央长期以来以量化的GDP指标来要求考核地方官员，从而使地方官员容易掉入忽略质化考量，只求填满冲高数据的漩涡中。如何让「维权」不会成为地方扩权的保护伞，及如何改变唯GDP主义的绩效考核制度，都是习李体制面临的改革挑战。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大陆公民社会的表现方式已迥异于前，民意汇流速度和规模都远快和大于前；习李体制恐怕也必须正视这种发展，使其成为监督施政的正向民意力量，提升大陆政治发展过程的民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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