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在主流舆论层面，以党报《人民日报》、党刊《人民论坛》、《求是》为代表，纷纷纵论“新政治观”，谈政治道路何去何从。而在民间舆论场，大声疾呼政改甚至断言“大则危及中共执政”的声音更是推陈出新，接连不断。而由此形成的舆论场域，无疑会对即将接任中共最高职位的习近平未来的政改路线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并或将成为后续中共理论体系改革的前兆。
何为新政治观？“新”在何处？其突破点和关注点在哪里？新旧政治观转换的思想来源和基础是什么？政治观如何影响政党政治、如何影响社会？中共新领导集体将怎样面对“左”右两方面压力？中国政改将走向何方？政治观是否会有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新政治观”抬头伊始就已充斥各个舆论场。有分析认为，此轮讨论释放出了浓厚的政改信号。但考虑到中共每每遇到“大动作”（此次即是十八大换届）之前，都会无一例外地采取“舆论先行”的做法，来形成一股强有力的信息势能的惯例，故而此举也就顺理成章。
中共十八大前频论“新政治观”
10月11日，《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发表了一个包含七篇文章的特别策划，讨论建立一个“现代”或“新”的政治观。随后，中国各个舆论场旋即刮起一股“新政治观”飓风。除以建言献策为宗旨的学界结合中国特色政治发出强度各异的政改呼声外，普通民众对此也是褒贬不一。
作为党刊特别策划报道的总论文章，《学者称我国亟待确立新政治观》一文将中国当前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归结于政治观陈旧。文章开篇即将中共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定义为“时代课题”，而且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课题。并在正文部分写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一个现象让人困惑，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政治观未能与时俱进。确立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迫在眉睫。”
与此文论调相当但语气更为激进的，当属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将中国政治改革迟迟未上路解释为不是因为惧怕民主，而是“理论准备不足”。并在文中直言，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共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不过，因为此文中形同狡辩和脱责的“理论准备不足”寥寥数字表述，一度在网络舆论场掀起了一场“全民相对论”----正方大多为学界代表，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大转型期的矛盾和政治环境的梳理和分析，提炼出更新的、更臻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反方则多为对政府“不作为”、不愿迈开步子推动政改表示不满的群体，他们将“理论准备不足”当作执政层卸责及愚弄百姓的惯用戏码，所以在无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前，再多的理论铺设对他们而言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不值一提。
除此之外，围绕“新政治观”的观点交锋也渐入白热化。
一种声音认为，当前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严重，腐败久治难愈，政府公信力频亮红灯，都与中共未能大力推动政改直接相关，；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中共停留在具体制度层面的改革，只是为了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定，对政改起到的作用乏善可陈。归结而言，便是“说的永远比做的多”，进而导致切实的政改迟迟未能上路。
理论体系或被“翻新”
被称为定调十八大胡锦涛“7•23”讲话中提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此处所说的理论体系，即是中共十七大第一次整合出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十八大前的这一次“新政治观”讨论热潮，究竟会给理论体系注入何种新鲜血液，也成了各个智囊团和学界揣度的焦点。在“新政治观”热议或将带来理论体系改革的问题上，于北京时间10月22日结束的中共本届政治局的倒数第二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释放出了强力讯号。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所发的通稿显示，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并称要把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中共党章。
如果说胡锦涛“7•23”讲话时对“新政治观”的前期铺垫，那么中共政治局会议对理论创新和指导思想的重点强调，则可看作是政改“舆论先行”的伴生物，以及即将在十八大后落到实处的理论体系改革的必由之路。这也同时预示着，过去的理论体系可能以“新政治观”为契机统和起来，进而提炼出更完整、更适合中国长远发展的理论体系。
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就对应着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所以理论体系的“翻新”的着力点和幅度，一定程度上也能推测出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改方向和力度。至于走什么样的路，中共党内已经达成共识，一是不会“走老路”，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文革”前体制；二是不会“走邪路”，即全盘西化，走西式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的特色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其只能一边摸着石头一边往现有理论体系的大熔炉里添柴加火。
虽然惯于中庸求稳的中共在政改路上很难立即有让世界为之一振的“大举动”，但从循序渐进地对两大理论成果中毛泽东思想的弱化，以及借助恰当的时机对社会主义特色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亦不难看出其政改决心。
当前正值中国社会大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随时代和社会发展而改变。鉴于此，承担治国理政职责的执政党的组织形式、观念形态、政策主张、执政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而即将到来的十八大换届大会，无疑是最好的时机和节点。
习近平有望成为政改“引路人”
在距离中共十八大不足仅剩半月的当下，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底的基本盘早已敲定。如无意外，习近平将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胡温十年留下了官方竭力渲染的成就和辉煌，也有不少饱受诟病的顽疾尚待解决。而步履维艰的政改就是当前最为引人关注的一项“遗留问题”。
既然被定性为“遗留问题”，也就意味着成了摆在习近平面前需得迈过去的坎儿。有分析认为，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经历江、胡的逐步完善的“守成期”后已经进入失效期，处在历史转捩点的中国亟需具有开拓精神的“中兴之主”、政治强人。而言谈举止中“霸气侧漏”的习近平，无疑成了担当“重整乾坤”重任的最优人选。
类似的讯息，从刻意追求以党内统一形象示人的中共官方，并无过多的注解和旁批可供循迹，但从市场化媒体，乃至西方媒体的报道视角来看，寄希望于习近平的声音尤为突出。近期《时代》封面以“不自由世界的下代领导人”为题，并辅之以习近平大幅头像。虽然内容侧重于对“不自由世界”的言说，但前后、两相对照的色彩不言自明。于此同一时间段，媒体大亨亦断言“习近平将会非常不同”。这样的声音，一度渲染出习近平或将很快大刀阔斧推动政改的氛围。
渲染归渲染，习近平确也释放出了担当政改“引路人”的讯号。前有接连呼吁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并以“主导人”的身份重拳解决重庆事件为例，后有会见改革派代表胡德平的事实为据，及其自2007年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以来在春秋两季开学典礼上的多次公开讲话，都无一例外地透露出习近平对中共的治党方略乃至治国方略思想脉络的清晰认知，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宏观把控。
“改革有风险，但是风险可控”，“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是当前中国的主流声音。这类声音的汇集，一方面会为中庸求稳的中共注入加快政改的“强心剂”，形成一股倒逼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会让那些一度陷入失望的锐意改革派暂缓是与否的争论。至于当前的“新政治观”讨论，虽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也即民众所指涉的“纸上谈兵”阶段，但毕竟已经唤起了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潜在的强烈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得不说，是中共在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前迈开的至为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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