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进入小组讨论议程，重庆团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外界关心在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之后，重庆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有没有受到影响。对此，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表示：重庆根本不存在“重庆模式”，重庆未来会坚持科学发展，富民兴渝。他说，重庆去年的人均收入，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重庆需要的是发展。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承认，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对重庆的投资，经济表现以及公务员的状态等都带来一定影响。这一点从经济数据表现可以看到，重庆第二第三季度的经济表现比第一季度要出色，经济发展快速向好，主要是因为中央以及国际院的支持，以及重庆人民的努力。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再次进入迷茫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征兆开始出现，在国家治理方面，如何重启社会活力和经济动力，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摸着石头过河”再次成为中共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摸索过程中，逐步诞生了浙江模式、广东模式等种种地方改革和发展经验，“模式”开始成为现象。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作为中共大员中唯一一个新闻专业出身的地方领导人，薄熙来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为我所用”，灵活地将自己主政重庆期间所取的一系列发展经验框入一个大的框架之内，进行重新整合、包装、炒作，最终冠以“重庆模式”的名号推到世人面前。
重庆模式自提出之时，便得到了大陆左派的普遍拥护，除了引人注目的司马南和孔庆东，在不少左派学者心中，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30年的方向。
但是这些论调都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虽然重庆过去几年取得的成绩有其地方上的独特性，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重庆模式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框架之内，响应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和“三一四讲话”，并结合重庆当地实际情况而产生的经验。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客观轨迹所致，是当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和中国整体社会变革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将重庆设立为西部唯一一个直辖市，将政策、资金大力向此倾斜，重庆不会成为今天西部经济中的领头羊。这并非是薄熙来一人一力之功，而是重庆的“势”已经产生，时势造英雄，假如没有这个势，薄熙来即使有再大的抱负和野心，也难以施展身手。因此，如果抛开这个大前提，重庆的经验能否成为一个“模式”的议题根本没有成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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