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修正了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政策，鼓励自由市场，同时，通过加强法律约束，企图把腐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惩治经济犯罪官员的手腕是非常强硬的。
可是，当改革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以后，国民经济喷发式的发展，可供政治寻租的机会和空间也随着快速膨胀，导致了原有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对腐败的控制失去了效果，大规模的腐败应运而生。
廉政的重要性，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新一届政府，必须把廉政建设这一把火烧好，否则，中国必将陷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进入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而不能自拔。
必须烧的一把火：廉政
廉政与腐败是一对反义词。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国家，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中国，腐败问题很难解决，但应该可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关键是要对腐败的破坏力有足够的认识，找出腐败的社会及体制的根源，然后采取措施，进行耐心的、坚决的防治。
反腐败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胡锦涛今天在十八大开幕式的讲话中透视出来。他说，‘反腐不力，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温家宝去年也说过，‘腐败，可以导致人亡政熄。’
记得蒋介石在跟共产党打内战时说的更有意思，‘不反腐，将亡国。反腐，却可能亡党。’
对比胡锦涛、温家宝和蒋介石对腐败的看法，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国民党时期和当今社会的腐败，都非常严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达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而当今的腐败，只要政府努力，还是非常有希望得到控制的。我就是抱着这样的看法，才写这个博客，希望新一届政府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心搞好廉政建设，搞好反腐和防腐的斗争，让中华民族的崛起更加有希望，让人民更加有幸福感。
廉政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境界
廉政是理想，那是因为绝对的廉政，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廉政是一种境界，是因为自觉的廉政比登天还难。
因为如此，廉政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和监管体制才能够实现，靠官员自觉廉政，犹如让老鼠帮你看谷仓。
历代王朝，一般的开国皇帝和大臣，都比较清廉，比较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当朝廷的政权稳固了以后，后面的统治者慢慢的忘记前朝是如何灭亡的。因此，国家对官员的管制开始放松，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官吏数量不断增加，官民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和谐共处，变成了敌对的关系，最终，导致新的暴力革命，导致政权的覆灭。
明朝如此，清朝也如此。所以，共产党在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特别注意廉政建设。当然，毛泽东的极端做法，欲速而不达。人整人的结果，导致经济发展乏力，阶级斗争变成了草木皆兵。
邓小平修正了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政策，鼓励自由市场，同时，通过加强法律约束，企图把腐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惩治经济犯罪官员的手腕是非常强硬的。
可是，当改革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以后，国民经济喷发式的发展，可供政治寻租的机会和空间也随着快速膨胀，导致了原有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对腐败的控制失去了效果，大规模的腐败应运而生。
大案要案，不胜枚举。10多年前，一个小小的开平县银行行长，就携款近5亿美元逃到国外。12年前，赖昌新的案子涉案金额高达700亿人民币，10多位官员被枪毙。
两年前，广东前政协主席陈绍基落马，拖了一大批党政官员下水。今年的薄熙来案，到现在还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败大案。过去5年，纪委部门查处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数量高达67万人，占在任的官员比例之高，令人不寒而栗。 腐败的主要形式及其破坏性
腐败，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个体性腐败，一种是体制性的腐败。理论上，很难说哪一种腐败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损失。
印度的腐败，以个体腐败为特色。例如，那里的官员不管做什么都要收取‘手续费’，数量不一定很大，但是，每做一件事情，要不断的给官员‘手续费’，严重的阻碍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印度，行贿者不知道受贿者能否帮其搞定事情，就盲目的进行行贿。而受贿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受贿再说，反正办不成事，行贿者也没有办法。
印度的这种腐败行为，我20年前在巴基斯坦工作时，把其定义为‘消极腐败’，也就是说，腐败的发生过程，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或者产品，它是一种简单的把钱从无辜者的口袋流进了政府官员口袋里的过程。
中国的腐败，属于体制性的腐败
中国官员一般不敢像印度官员那样随便收取‘手续费’，因为那样做，一没有面子，二很容易被纪检部门双规。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不仅有党的纪检部门，还有政府的反贪局，预防腐败局，和检察院，等等，反贪和防贪机构，如果官员赤裸裸的收取现金，被抓住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不过，中国的纪检部门聪明，还不如贪官聪明。贪官为了躲避双规，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蜘蛛网还要严密的组织，互相保护，互相得利。为了得到利益，在每一个法律文件里面，埋下了许许多多的陷阱，让无辜者往里面跳。一般是小官员逮住了掉下来的鱼儿，吸其利益，再把利益分配给上司，或者与这个利益链条有关的官员。在利益共享之下，官官必须相护，一方出问题，多方想办法保护或者解救，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利益网络，直接把执法和监督的官员一同拉下水，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中国腐败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腐败都和经济建设有关。腐败成了完成某个建设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要建一条高速公路，从征地、集资、投标、工程承包、采购、到施工，牵涉的政府部门很多，还有银行，等等。一个承包商，为了得到最后的工程，他（她）必须层层打通关节，不仅行贿，还要送美女。如果你不这样做，这个工程就会落入别人的手，你连赚一分钱的机会都没有。与这个工程有关的官员，为了得到好处，每一个人都希望工程能够完成，而且，完成的越快，得到的钱越快。工程的投资额越大，各个官员得到的好处就越多。这种好处，绝对不是一个人得到，而是一批人得到，所以，必须集体腐败。
通过完成工程的腐败，最终还是创造了财富。只不过财富的分配，大大的向掌握资金的银行，以及批条子的官员倾斜。在第一线的工人，不仅工作辛苦，而且工资超低，他们是被剥削的对象。因为工人的人数比官员的人数多出好多倍，每个工人被剥削100块钱，对一个官员来说，可能就可以得到几万、或几十万元的利益。
这样的腐败和社会财富的创造密切相关，可以把它叫做‘积极腐败’，与前面讲的‘消极腐败’，形成了对照。‘积极腐败’的概念，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腐败日益严重，而经济增长照样很快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
腐败导致种种问题
腐败是万恶的根源。
有了腐败，收入两极分化加快，官员不劳而获的得到天量级的收入，而每个官员的这种收入，都必须通过老百姓的苦干而又低收入做为代价。久而久之，少数人进入天堂，多数人却长期的处于最低生活的边界。GDP上去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是GDP增长速度的一半。对那些弱势群体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一般很难超过物价的增长。腐败的另一种破坏力，就是浪费，以及道德的堕落。例如，由于腐败，工程的承包者不得不偷工减料完成工程才能得到微薄的利润。像黑龙江的阳明大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亿的工程，层层承包，最后建出来的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大桥崩塌，不仅浪费钱，而且导致许多人死伤。上海的静安大火，也是腐败和层层承包造成的。
腐败的第三种破坏力，就是让党和政府的威信丧失，导致官民矛盾。一个缺乏老百姓信任的政府，政令不通，或者好的政策很难贯彻执行，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例如，现在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就不敢投资股票。中国的股市，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融资平台。再如，房价太高，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有能力打压房价，造成社会一片茫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关于腐败，必须以防为主，以反为辅
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是没有反击腐败。相反，被双规的官员，与日俱增。去年一天之内，苏州和杭州两个副省级市的副市长，许迈永和姜仁杰，被双双处死。
但是，为什么腐败越反越多？案件越反越大呢？
腐败就像是一种病。治病，可以吃药。但是，病太重了，或者，开错了药方，这个病就无法治了。
既然腐败是一种体制病，光靠反腐，就不可能消灭腐败。反腐，必须改为廉政建设。而廉政建设，就等于是防腐。能够防止腐败，就不需要反腐败。就像能够预防疾病一样，就可以不用治病了。
所以，中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除了继续反腐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廉政建设，预防腐败。
如何有效的进行廉政建设呢？
其一，先实行广泛的党内民主，再扩大到党外民主。党和政府的民主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基础。官员的成分不纯净，当官的目的不纯洁，任何防腐、反腐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其二，大量削减政府工作人员，大力减少政府人员的各种优厚待遇，大力减少政府对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干预，改变为对市场的调节和监管。
其三，大力削弱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加强市场竞争，加强社会建设，合理构建一个公平、民主的公民社会。
其四，无条件的公开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公开家属的商业活动，彻底剪断官商勾结的纽带。
其五，理顺税收制度，坚决实施多套房子的房产税，堵住各种偷税漏税的渠道。
这些当然都是大话，如何具体制定政策，贯彻政策，那就要看新一届领导人的决心、能力和睿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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