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被迫下决心与日本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当时蒋介石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
而蒋百里、陈诚、白崇禧等人却提出了一个改变战争进程的重大战略构想，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战略构想的意义非同凡响，值得我们永远载入史册，这就是改变战略轴线，化被动为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
蒋百里等人认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备进行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蒲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政府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而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如果敌方达成了这个战略动作，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的败局已定。
中国唯一的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中国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作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中国就有了进行持久战的可能性。
具体的战略步骤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蒋百里等人的建议，这才有了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否则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
在战略上，中国军队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定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事实上，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改变历史的战略决策，多年来竟然被忽略了，作为后辈人，这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因此，我决定要在我的作品《大崩溃》中反映出来。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个偶发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都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战后所有证据都指出，此事变绝非预谋，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布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当时主政北平的中方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正与延安的中共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发生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政府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政府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蒲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政府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而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蔡继刚急促的嗓音惊动了在场的所有将校，他们都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年轻的中校。
老校友孙立人上校还向蔡继刚挤了挤眼睛，以示鼓励。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年44岁，年纪虽不老，却在多年的征战中炼就一套老谋深算的处世方式，他沉静地看着蔡继刚说：“中校，请继续说下去，如果由你来主持制定战略方案，你准备怎么打？”
事关战略大局，此时的蔡继刚也顾不上谦虚了，他慷慨陈辞：“我认为当前我军唯一的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做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我认为，如能做到这一步，中国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 蔡继刚回答。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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