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失败和刘源的破产

在这场现代太子党和胡温官僚集团的殊死斗争中，前者受到了重创，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命数的必然。三人成虎，如果薄熙来、刘源、习近平同时上台，造成太子党于事实上党政军全面接班，那将会导致中国政治生态的巨大倒退，并且会孕育空前的社会危机。现在，值得重视的不是习，习只是一个中共老人的血统后代，不是太子党的代表，他现在代表的是一个中共领导集体，而且他必定也是这个新的领导集体的一分子。去夸张习近平的个人作用，或者自作多情地去幻想习会起什么历史作用，那不单是幼稚，而且可以说是混乱，甚至是迷信。因为中共的领导人根据历史的递减定律，其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只可能是一代不如一代。

薄的垮台不是其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太子党集团的重大失败，刘源的失势也是这个集团失败的主要组成部分，比较起来，习对太子党集团的表态过去不是很明确，而在十八大以后，习当然更会站在起码要明则保身的立场上，否则就是愚蠢。习被薄讥笑为“刘阿斗”，其余可想而知。薄已经倒台，想东山再起，也难；习刚刚上台，有待观察，不于置评。刘源值得看看。

从目前的公开资料，可以看出刘源是一个现代太子党的重要领军人物，此人野心勃勃，妄图篡党夺权。刘少奇1958年在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说：“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 虽属戏言，野心毕露，有其父必有其子。刘少奇在七大时提出毛泽东思想，大获毛的赞赏，一下子升到了领袖副手的高位。刘源现在又提出换汤不换药的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意图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峰；同时他又提出反腐救国的口号，抢夺道德领地的制高点。张木生就是刘源的忠实的代理人，张的话反映了刘的真实思想，讲出了刘想讲而又不方便讲的话。张攻击胡锦涛软弱无能，无所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张吹捧未来新的一代领导人绝不会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将会有很高的智慧，将会很高地举起旗帜云云。这个他们当然是指薄熙来、刘源、习近平等太子党，这些投鼠忌器而又打草惊蛇的话讲得过早了一些，结果成了历史的笑柄，大话的失败者也成了众目睽睽的小丑。

旁观者清，澳洲《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 的驻京记者John Garnaut 于11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谨防西方敌对势力》（Beware of Western hostile forces)文章。此文表面上在评述十八大，实际上的重点在评刘源。刘源这次是十八大的2300名代表之一，但被摈于主席团之外。文中提到刘对于利比亚事变情有独钟，刘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在于西方对卡扎菲儿子的间接思想影响而直接引发卡扎菲本人对西方政策的软化，最后导致卡扎菲本人的垮台。卡扎菲的第二个儿子萨非受西方教育并获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刘在今年2月于 总后的一次内部演讲（此文被Fairfax Medias所获，其真实性并得到证实）中指出：“卡扎菲的第二个儿子萨非在西方留学的时候被美、英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洗脑。萨非接受了西方所谓的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然后把这些价值传授给卡扎菲。卡扎菲放弃了他一度强硬鼓吹的｀利比亚价值｀，摇摆地靠向西方直至最后丧失信心。” 刘源告诉那些军官听众，同样，西方对中国领导人的留学子女的洗脑是一种更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他说无形的敌对势力推动了茉莉花革命并把他们的“矛头”对准了中国。“我们绝不应该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动思想的攻击而改变我们的信念。” 刘说：“一旦我们失去了对长期的共同理想的追求和尊敬，就会失去我们的旗帜，失去我们的精神，甚至失去我们的国家。”

从刘源的这些谈话不难看出他的真实的思想，也就是要维持红色江山的万世不变，而如果这个红色江山永世不变的话，那怎么会产生以公民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呢？刘总结的卡扎菲垮台的经验根本就是指桑骂槐别有用心。卡扎菲本人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老手，他怎么会因儿子的影响而轻易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利比亚的对西方的软化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是利比亚内外交困的一种取舍。西方和利比亚都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作出交易，这个交易后来由于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了卡扎菲的垮台，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不一定会导致对西方更有利的进一步变动。刘源上述讲话的真实意图是要抢班夺权，他的旗帜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旗帜（自相矛盾的旗帜），他的精神就是高干子弟要接班的精神，他的国家就是万世一系的天潢贵胄的国家。温家宝在今年3月的人代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阿拉伯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和追求必须得到尊重并现实地加以回答，而且，我感到这种民主的趋势不可能被任何势力所阻止。” 这似乎是对刘源的一种回答。

可以看出，太子党这次迫不及待地不择手段地企图上位，不单危及胡温，而且引发了整个重臣集团的危机感，重臣指非血统红二代的所有的前国家领导人，这次在党代会上为毛刘等先辈默哀纪念数分钟是假，重臣集体在主席台上亮相压阵是真。因为太子党完全以高贵血统来划分，所以，如果不彻底结束薄熙来这种太子党，制止刘源这种太子党，恐怕不单是要亡党，而且是要大大祸国的。观史可以知今，明末的思想家王夫之写道：“国之亡，有自以亡也，至于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辙虽不复蹈，要不足以自存。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孙昏暴，扑火于原，而焰发于灶，虽厚戒之无救也。”（见《读通鉴论》）司马氏汲取了曹氏覆灭的教训，来个大封诸王，自以为得计，不料旋即西晋八王之乱，导致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西晋时的九品中正制，是造成中原大乱的主要政治因素之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一方面使门阀贵族在政治上永享特权，因世卿世禄而日益腐败；另方面使下层知识分子断绝了上达的可能性，从向心力变成了离心力。

今日的中国已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单纯从中国的过去中寻找出路是不可能的，必需有新的思路和根本的方法，也就是宪政与共和，建立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当然，中国的将来也不能脱离中国自己的现在和过去，因为现在是过去的延伸，而将来无非又是现在的发展，意大利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反之，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当代史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意指历史一方面在可能的时候应该去推动和促进，另方面历史不是靠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不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硬上。薄熙来的失败和刘源的破产证明了这个道理，未来的当政者也需要更加理解和记取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