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是中国当代史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政治名词之一。“凡是”，是总体概括词，指特定范围内的一切，凸显重要性，隐含紧迫性，强调主观能动性。“凡是”的背后，往往汹涌着“凡不是”的暗潮，威胁着执政稳定、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
第一次，文革版“两个凡是”。
1976年，毛泽东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这“两个凡是”是文革时期的执政党准则。
文革版“两个凡是”，愚忠愚民，僵化守旧，荒诞可笑，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这把抹红镀金的接班人保护伞，没持了多久，就被党内改革派和备受文革摧残的大批老干部，摧枯拉朽，撕得粉碎。当时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以无畏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大批中共高级领导纷纷响应。而《光明日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把“两个凡是”批驳得体无完肤，勇敢冲破了个人崇拜和暴力专制的思想迷障，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从此，中国迎来了思想大解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思想解放开始，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得到空前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崛起。
文革版“两个凡是”覆灭后，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综合国力迅速增强。20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他针对党内外和理论界“姓社姓资”的纠缠和内耗，鲜明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执政导向，“两个凡是”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第二次，市场版“两个凡是”。
临近十八大召开之际。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将此总结为，新“两个凡是”。即：凡公民能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
从“旧两个凡是”完全信赖领袖和政府，到“新两个凡是”开始信赖公民和市场，意义重大。中国改革其实就是从一个完全信赖政府，信赖计划，不相信市场，不相信公民个人自决的模式，转向越来越尊重市场和个体，越来越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经验证明，越是政府退一步，市场进一步，越是政府权力少一点，公民权利多一点，经济就会越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会越幸福。
中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繁杂的国家之一，中央级的还有一千多项，地方级的还有接近两万项。
过于强势的政府，削弱了市场的调解功能，约束、甚至窒息了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而一道道的行政审批还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市场版“新两个凡是”，有助于推动从官本经济回归到民本经济，有助于铲除从上到下的部门权力寻租，清除盘踞在各行各业的特权利益集团，让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三次，民本版“两个凡是”。
在11月8日十八大开幕式报告中，胡总书记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这“两个凡是”，是针对为了政绩工程而漠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出的，是针对为了维稳而不惜一切手段截访提出的，是针对官员腐败提出的，是针对行政乱作为提出的，是针对违背“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宗旨提出的。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长期热衷经济建设，冷对“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特权利益集团腐败不仅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阻力，同时把本应归于广大民众的利益通过巧取豪夺纳为已有。因此，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频发，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产生信任危机。在执政精英中，普遍的体会是“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高”和政权危机感。
决策充分尊重民意，执政充分捍卫人权。惟其如此，才能缓解矛盾和危机，实现民主共建、民生共享。当下中国改革的最大困境，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加快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在政治体制的强力改革下推动国民经济包容性增长，让文化小康、福利小康、精神层面小康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总是渐进的，但进入改革深水区，见刀见血，都是革自己的命。胡总书记提民本“两个凡是”，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切实践行宪政下的法律之治。习惯了特权、习惯了三公消费、习惯了“民可使由之”的公仆们，能做到自觉、自律、自信、自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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