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的政治特点来看，代代之间的政策延续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外交政策也是如此。胡锦涛的外交路线----“和谐世界”，即是“和平共处”的延续，也未偏离“韬光养晦”之根本，只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注入新的内容。胡锦涛执政的外交轨迹，可以清晰勾勒出中国外交刚柔相济维护国家利益的风格。外交姿态上，表现出理性、务实、谦虚，富有建设性；外交风格上，表现温和坚定，既不当头，又有所作为；外交方针上，既咬定核心利益，又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服务，特别重视经济外交，并充分考虑对内稳定与对外关系稳定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有人认为，胡锦涛外交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细说。但实际上，2005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和谐世界”，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第一次有人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来维持整个世界的平衡发展。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烙印吗？也有人认为，胡锦涛10年外交没有亮丽成绩单。但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之不断增加，这本身已被视为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答卷吗？或许胡锦涛执政的10年，外交方面真没有什么特别之举，但他以书生式的说理风格，辅以传统的太极手法，以柔克刚的外交手腕，实际上已经悄然重塑了世界格局。
“和谐世界”改变西方垄断国际话语权局面
胡锦涛年提出“和谐世界”的背景包括两个方面。当时中国国内背景是，自身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与世界互动明显增强，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谐世界”一方面是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求，一方面也是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延伸。从国际背景看，进入21世纪初，便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恐怖主义全球化的趋势蔓延。而且，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族、宗教纠纷，存在着国家间的领土、资源、价值观等方面的纷争，这些传统安全问题影响着国家间在应对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并且有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但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利益相互交织的大环境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又仍在不断发展，这为“和谐世界”提出了客观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锦涛以中国传统“和合”哲学理念，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和谐世界”，回应了国际社会发展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提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对未来世界走向的思考。具体来说，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对历史的反思。“和谐世界”提出于二战结束60年和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是对人类战争灾难，以及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刻反思；第二，对现实的反应。冷战结束后世界远未和谐，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和谐世界”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期望的回应；第三，是中国传统的传承。“和谐世界”与传统文化中热爱和平、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核心价值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执政理念的结合。如今，“和谐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被视为是中国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与升华，也被视为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积极宣示和承诺。
50多年前，周恩来同印度时任总理尼赫鲁、缅甸时任总理吴努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视为是一面鲜明的时代旗帜。当时正处于一个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全球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冷战已拉开序幕，对立的军事集团迅速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有很强的针对性，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利益相互交织的大环境下，“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和谐世界”的主张顺应时代发展的基本潮流，但又改变了由西方大国占据国际价值制高点和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局面，同样有着很强的时代针对性。历史性的一刻是，联合国就叙利亚问题投票表决，是在胡锦涛的任内投了反对票，并坚持通过和平、对话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曾饱尝贫穷落后和殖民主义掠夺之苦，“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一直重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谐世界”的核心要义，即妥善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纠纷，慎用战争手段，构建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来维持整个世界的平衡发展。它既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也可以成为对外政策的“工具箱”；既是一项重要的对外战略，也可以灵活地作为一种策略来运用；既带有积极的进取性，也可以作为磨合与世界关系的“润滑剂”。某种程度上，“和谐世界”体现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协调统一。而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持久性，又恰为“和谐世界“建设提供了思想支持。
韬光养晦 “和谐世界”下的周边外交实践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关系，古代历来就有“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对待周边国家更是强调亲仁善邻。所以，构建“和谐世界”首先在于构建“和谐周边”。胡锦涛不仅在十六大上将周边关系确立为外交的首要发展目标，而且在“和谐世界”提出的次年，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了“和谐地区”的思想。
这10年里，针对涉及周边的几乎每一个热点问题，胡锦涛都提出了合作机制或构建了对话平台。中印边界问题，建立了预防冲突的机制；南海问题，通过《南海行动声明》；朝鲜核问题，建立了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第一次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有实际功能的地区组织……由于不谋求支配性的地位，中国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10+3”合作、中韩日合作、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桥梁，努力建设和谐周边，积极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
但中国的周边并不平静，特别是当美国开始“重返亚太”战略调整后。美国看准了两点，一方面是不论谁主政中国，都力求对内保持稳定对外力求稳定；另一方面是，看准了东盟国家一边想从中国崛起中获益，一边又担忧中国过于强大，所以寄希望于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中国；看准了日本不仅和中国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不甘于被中国发展超越的心理。所以美国的“重返亚太”一是依旧依赖日、韩两个传统盟友作为其扎在亚太的“马前卒”，另一个着力点是东南亚，希望重新建立自己在东南亚的力量体系。
所以近年来，中国周边岛屿争端不断，钓鱼岛、南海问题此起彼伏。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班子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依旧遵循着几个思路，一是有领土争端的，搁置争议；二是坚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三是韬光养晦，不出头，遇到问题隐忍不发，宁可绕着走，也不以硬碰硬，引起国与国的矛盾与冲突。但周边环境的恶化，又令胡锦涛经常被指软弱无能。然而，舆论的指责往往会过于情绪化。就以被钓鱼岛问题来例，试想，中日两国间如果因钓鱼岛引发军事冲突，即使中方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了治权，是否就一定能彻底消除钓鱼岛问题呢？历史上，“赢了战争，失了和平”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中共一直坚持当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但面对日本的施压，先是海监船的常态化，再到破12海里界限，再到划定领海基线，招招反制日本，化钓鱼岛问题上的相对被动为主动。钓鱼岛如此，在中菲黄岩岛对峙问题上亦然，三沙市的成立就是最好的说明。可见，胡锦涛政府面对争议，选择息事宁人、韬光养晦并不等于没有做最坏的战略准备。运用是一种“不对称”外交手段，对任何谋求改变现状的做法坚决不予以承认，同时采取除军事手段之外的所有措施回击改变现状的行为。而事实也已证明，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其他在中国存在治外法权的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绝大部分都得到了解决。
此外，如果换位思考，作为执政来说，面对争议的白热化，需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从2003年开始，胡锦涛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理念，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国无意走西方殖民主义所走过的靠殖民掠夺来积累财富，实现崛起的道路；也无意走德国和日本曾经走过的靠军事扩张、对外战争来实现崛起的道路；更无意走苏联所走过的搞意识形态对抗、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道路。中国要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即和平发展道路。但如若中国因钓鱼岛或南海问题而擦枪走火，不仅“和谐世界”的理念将彻底失去威信，周边以及其他各国看在眼里，自然而然容易对中国失去信任，那样便更加容易对中国采取各种防范和围堵。从这个角度看，如果遇到冲突就脑袋热无法克制，又如何通盘考虑呢？以身作则 树“和谐世界”国家形象
《论语》曾言，为政之道，在于“近者悦，远者来。”10年来，中国在东南亚、东北亚的外交实践，不仅已经是周边国家最大出口市场，通过积极的外交互访，同样也得到了曾经对中国怀有疑惧的国家的认可。可以说，胡锦涛的任期已经做到了“近者悦”。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和谐”，源于“人性本恶”和“丛林法则”的哲学假设，而中国政治文化则恰恰相反。西方文化习惯于从实力政治的角度理解“和谐”。而源于中国儒家传统的“和谐”文化，不但强调人性本善，而且是一种充分尊重“他者”的谦卑文化。中西文化对于“和谐”的理解存在本质不同。这种分歧是否意味着西方人根本无法接受“和谐世界”理论呢？
胡锦涛似乎并没有争取做些什么，但当他的执政期即将结束时回望发现，似乎已经有了“远者来”的效果。就意识形态差异最大的中美来说，从江泽民在任时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再到胡锦涛2011年初访美时联合公报中定义中美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关系波折不断，在经济、地区安全问题上屡受挑战，但摩擦使中美关系迈向更加成熟的未来。成熟的中美关系，原本就应该是一种“平常化”的关系，能够以“平常心”去看待的关系。胡锦涛任内最后一次访美，接受奥巴马白宫国宴招待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了中美关系“平常化”的元年。在胡锦涛执政最后一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提出“中美不搞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C2”。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格局虽然经历了G7、G8、G20等不同阶段，但都跳不出美国作为“老大”的集团化模式。而C2的提出表明，中国并不想以“霸权”与美国“组团”主宰世界，中国希望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
而这10年，中欧关系也曾因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喇嘛导致关系陷于僵冷，欧盟领导人也曾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等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然而，2010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欧互访的级别和频度都超过往年。危机后，胡锦涛派出30多个采购团赴欧，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购买欧洲部分国家国债……2012年7月，13年来首位访华的欧洲议会议长博雷利指出，中国的发展势头比他预想的还要迅速，“我完全赞同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就连被中国视为老大哥的俄罗斯，都在强势的普京嘴里认了中国做老大。胡锦涛在16大接棒后，首次出访的国家就选择了俄罗斯，并且称“中方始终把发展对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联合军演、互办国家年是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例证。2008年，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时，首次称全面发展和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方向”。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亲口说出“让俄‘经济之帆’乘上快速发展的‘中国之风’”。
美欧俄尚且如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原本，不同的国际格局以及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走向，但已发展为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依然坚持当年毛泽东的“三分世界”的战略，这点至今从未生变。胡锦涛更明确地表态：中国发展经济不会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不会去称霸世界任何其他的国家，中国不会去侵略世界任何其它的国家，这是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属性所决定的，这个属性也是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当各大国甚至邀请中国参加G8峰会，胡锦涛断然拒绝仍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顺势而为 科学的对外交事务统筹协调
但不得不说胡锦涛的外交得分，来的有些“凑巧”。一方面，世界格局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对外欠债穷兵黩武，对内鼓励欠债消费，造成国力受损，世界影响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实力和身份的变化为“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并对战后国际秩序抱有批判、反对的意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才逐步融入现有国际机制，特别是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并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参与多边机制的增多，中国对多边机制及其运行规则逐步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向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转变。所以会看到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改革、朝核六方会谈、东亚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恰是如此才证明了胡锦涛很懂得顺势而为，而他务实的一面还体现在推动建立“和谐世界”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相辅相成。二者原本不仅有同样的哲学理念，而且从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延续的角度看，推动“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合乎逻辑的延伸；从内外两个大局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可为推动“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而推动“和谐世界”可为维护战略机遇期、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充分的保障。
此外，胡锦涛外交创新的一面体现于，用了一套“科学发展观”的方法，加强对外交事务统筹协调。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要统筹协调不同方面的国家利益。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又要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三要统筹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关切。外交就是寻求妥协的艺术。按照互利共赢的方针，寻找各方的利益汇合点以及恰当的处理方式，经常是破解国际难题的关键。
“和”，左“禾”右“口”，就是每个人都有饭吃；“谐”，左“言”右“皆”，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谐世界”理念就是要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难道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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