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得不到善终，更多的，则为本国人民所唾弃。也有的，则是晚景凄凉，或者流亡国外。能一直风光无限，还能一直作为“老朋友”，长期是中国几任领导者座上宾、并且在世界各地依然享受尊荣的人，似乎只有美国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可能还有新加坡的李光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他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真是难得。
相对于别的只会唱颂歌、要东西的“老朋友”们，“美国佬”基辛格写的这一本《论中国》，当然要看，也还真值得一看的。
作为哈佛大学的博士和教授，他的真正影响力，还是在担任美国国务卿和以后的岁月。1971年7月，他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访华，结束了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冷战和对抗，为美国与新中国建交开启了大门，为中美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后，不管有无官方身份，他都不断赢得历任中国领导人的好感，哪怕是中美两国关系最低谷的时候，他本人依然是中南海的贵宾。仅凭此一条，就足以说明他的能力非同寻常。1973年1月，他因为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犹太裔的美国学者，美国的“外来民工”，能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和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而且至今依然活跃在世界舞台而魅力不减，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如果要在世界上要找一个书生从政的典范，可能非基辛格莫属。
这本洋洋30多万言的作品，基辛格写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写了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写了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的看法有的很有见地，让人耳目一新，有的则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误读，因为他是外国人，这也可以理解。通读一遍后，有三点印象特别深，一是作者对中国“例外主义”文化来源的解读，二是作者对英国使臣来华朝觐皇帝事件的分析，三是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猜想。
中国的例外主义，作者认为是长期的封闭禁锢和无敌无知所致。因为在历史上的东亚，汉族人从黄河流域开始，代代向外扩张疆土，传播文化，所有国家都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没有谁有能力可以与中国为敌，“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所以，“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1863年中国的同治皇帝写信给美国总统林肯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世界意识、平等意识、国家意识，依然将美国等同于准备来华朝贡的边疆番邦，信中称：“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与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作者认为，发出此信时，中国即已输掉了两场战争，一是在见识上输掉了，二是现实上输掉了：西方列强已经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1793-1794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来华，是两种文化交锋的一次直接显现。中国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虽然屡受政府禁止，但依然不可消灭。在中国皇帝眼里，这些西洋商人与帝国边疆的夷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甚至更缺乏教养。所以，政府总是制订种种苛刻的政策，限制他们的商业活动，目的就是让他们回去。
英国为了开拓中国市场，经过精心准备，特地派出了著名外交家马嘎尔尼，带着大批显示外国科技水平的精美礼品，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华朝觐皇帝，目的是建立平等友好的两国关系，以扩大经贸往来。但是，清政府的官员与特使见面后，却纠缠于是否下跪、是否更换特使衣服等问题，而对于他们带来的四轮马车、大炮、钟表、热气球等，官员们“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称这些玩意儿中国不稀罕。”当然，最后皇帝是见了，但是马嘎尔尼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包括互派使节），皇帝一概予以拒绝。此后，便是两种世界秩序的正式冲突，直至于今天。
中美两国的交往，是双方理性的选择。虽然这种关系常常伴随杂音，但是事实上，谁也不想成为敌人，因为这都不符合各自的利益。“中国人始终相信，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如果国家利益相吻合，就有可能合作，甚至必须合作。没有什么能取代共同的利益，一国国内体制与这一过程毫不相干。”“美国的著名人士却坚持说，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民主制度作保障。很多美国分析家几乎把这一命题奉为宗教信条。不过，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这一命题很难证明。”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西方往往持怀疑态度，对任何一个可能挑战旧秩序的国家心怀恐惧，这并不奇怪。所以，作者担心，“中美关系有可能演变成为真诚的伙伴关系和以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吗？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作者定义，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
在书的最后，基辛格引用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话说：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形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
阅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的书，可以让我们看到外国政治家视角中的中国，同我们的自我定义，很多是不一样的。这正是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所迫切需要的。
书中有许多论述很有意思，有的十分精彩，转抄于下，以便让没有看过本书的朋友可以窥见作者的一些观点：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
----1000年来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皇帝的镇压。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虽然中国人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
----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孔子思想着眼于现世，肯定的是一种社会守则，而不是来世的救赎。
----中国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它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从未遇到过与中国文化类似或大如中国的社会。
中国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体现了天命。
----中国皇帝认为，试图对不幸远离中国的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
----中国挟持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
----在中国的北面和西面，军事上强大、奉行扩张主义的俄国对中国辽阔内地垂涎三尺。短期内中国尚可以用白银换取俄国的合作，然而俄国根本不承认本国领土与中国领土之间的疆界。俄国与昔日的征服者不同，它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俄国侵蚀的领土，中华帝国永远也拿不回来了。
----作为遭遇远比本国强大、文化迥异的国家围攻的一国代表，李鸿章有两个选择：努力弥合文化上的鸿沟，走军事强国之路，从而缓解因歧视异邦文化而招致的压力；或者靠炫耀其特色，固守本国文化，靠自己坚定的信念赢得他国的尊重。19世纪的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李鸿章选择了后者）……李鸿章在中国境内东奔西走是中国动荡不安的黯淡写照。
----从西方战略分析的角度看，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
----在中方的文件中，几乎找不到美国人视之为神圣的国际法律秩序的说法。他们所寻求的是让中国能通过相互共存而打造安全和进步的世界。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
----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耐受力，他们要承受他个人愿景带给他们的苦楚；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理想的未来。
----1973年2月（我访问河内）。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重点向我介绍了越南历史上反抗中国斗争的部分--那时中国还是越南的正式盟友呢。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首要区别在于劣势中的自处之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认为应谨慎行事，避免挑衅；中国则更倾向于摆出更加无畏的姿态。面对于己不利的力量对比，西方外交官倾向于寻求外交解决；他们敦促采取外交举措陷对方于“不义”，以求在道义上孤立对方，但不主张使用武力。中国的战略规划者们却更加坚定决心用勇气和心理压力来对抗敌人实力上的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的威慑。
----李光耀叙述了他与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一段难忘的谈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华，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反驳说，新加坡人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人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沉默不语。
----较之清朝皇帝对马嘎尔尼带来的礼物和通商许诺的刻意漠然以对，或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邓小平的态度与他们简直有天壤之别。
----评估中国的政策，通常可以排除“中国的决策者忽略了本来可以发现的事实”这样一种可能。
----邓小平说，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国是为了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他对我说，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人认为，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如果国家利益相吻合，就有可能合作，甚至必须合作。没有什么能取代共同的利益，一国国内体制与这一过程毫不相干。
----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美国社会永远不应放弃对人的尊严的承诺。在西方政治和新闻取向占主导地位的一段有限时期内，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并不一定能直接照搬到一个几千年来依照不同理念组织自己生活的文明中。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这一承诺的重要性；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政局混乱的担心是不合时宜的，需要得到西方启蒙的“纠正”。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证明，政权的四分五裂--有时是因为对更大自由的极大期待--往往导致社会和族裔的剧烈动荡；而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不是最开明的一派。
----邓小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决定给他的接班人和下一代留下几句指示，作为他们的工作指南。……其中广为人知的一项是24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理论唤醒了古代维系中国大国地位的原则：渐进主义；顺应趋势，避免公开冲突；既占据有形的主动权（如资源或领土），又强调和谐主义的道义主张。……由于担心“崛起”概念太具威胁性、过于好胜，“和平崛起”改成了正式官方用语“和平发展”，反映了一种更有分寸的姿态。
----戴秉国2010年12月在其文章中勾勒出了中国国内的挑战：按联合国人均一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国今天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按人均收入12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4000多万人未脱贫。目前还有1000万人没有用上电，每年还要解决2400万人的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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