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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暗备精兵预防蒋介石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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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蒋介石在联合英美抗日的烟幕弹下,暴露出联日剿共的投降倾向,并向共产党发出最后通牒。在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共产党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这个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他一度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15万精兵”计划当时引弦待发。

“蒋介石准备直接投降”

1940年,法国战败,英国本土受到进攻,英、法失去了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估计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将“被迫让步”,“延长合作抗日时间”。

然而,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并且只允许八路军编六个师,新四军编两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再度深感困惑。共产党已经强大到有50余万军队、60万党员、控制着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部分地区,蒋介石到底有什么资本能够向共产党下最后通牒呢?

31日,根据苏联大使的秘密通报,毛泽东声称:“据我们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时局将急转直下。”“目前时局很显然是直接准备投降,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的烟幕弹,日本已准备了对蒋让步与日蒋联合剿共计划。”

十五万精兵引弦待发

为何判断蒋介石会“直接准备投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十分怀疑蒋介石要中共军队退至旧黄河以北的命令实际上是一个阴谋。在此之前,毛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共冲突比较严重而国民党势力相对较强的华中,特别是皖南地区,估计蒋若加入英美集团,将会取缔新四军。而新四军江北部队现在就可以战胜国民党军队。一旦按照预定方案将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蒋指望谁来帮助他实现那个命令呢?总不会愚蠢到指望英美会马上帮助他反共吧?因此,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与日本合谋剿共。

既然认为蒋介石“剿共”是必然的,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毛泽东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一切已引弦待发。

接受莫斯科意见制止投降危险

不过,毛泽东仍缺少决胜的把握。因此,他不能不致电共产国际,“请求指示”。但斯大林明确表示不同意采取与蒋介石为敌的做法。他说: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如果因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了,那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的安全,都是严重的“危险”。

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先发制人即不能实行。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设法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目前的严重危机。

11月6日,他读到周恩来发来的“重要情报”,了解到英美正极力设法控制中国,国民党内高层亦力主鼓动英美反对亲日派逼蒋投降阴谋,制止“剿共”战争。

毛泽东当即一改此前方针,致电周称:“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

24日,日军开始向鄂西、鄂北发动进攻。30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时,美国政府反其道行之,宜布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英国政府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这种情况说明,关于蒋介石要投降日本的估计已经不能成立了。伪军在北京通州起义震动全国

1939年,驻守通州的伪保安队1万余人起义抗日。然而,这场发生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全国抗日形势即将巨变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湮没……

在通州事变发生时,通州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大汉奸殷汝耕任伪政府主席。据记载,1935年5月,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秘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训练五个特种警察部队,开赴冀东。于学忠抽调了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又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一万多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驻扎在通县、香河一带。9月,冀东伪政权出笼,殷汝耕将其改名为冀东保安队。大多数官兵迫不得已,只好为汉奸政权卖命。张庆余的儿子得知父亲在伪冀东政权中任职,认为有辱先人,于是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内掀起抗日运动的高潮。而通州保安队队长张庆余等人此前就同驻守平津的29军军长宋哲元联络过。7月28日,日军向29军发动了全面的进攻,29军也夺回了丰台等处阵地。同日,张庆余和张砚田决定趁机发动起义。随即通电全国,表示坚决抗日。起义指挥部设在通州城内东大街的一处院落。28日深夜,保安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庆余率领,攻打驻扎在西仓的日军守备队,全歼日寇300余人。另一路军队在张砚田带领下攻打冀东伪政府(如今的三教庙),起义军顺利占领了伪政府并活捉了殷汝耕。当时,日军还不明白情况,日特首领细木繁大佐出来巡视并意图指挥保安队,结果被当场击毙。起义官兵还击毙了当时的冀东伪政府的日方顾问奥田重信。当天起义全歼驻守在通州的日军及日特500多人。这次起义在全歼了驻守通州的日军和日特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所在地由通州迁到了唐山。

通州事变当时震惊了全国,它是发生在伪政府内部的起义,因而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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