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社会的舆论掌控，始终是受外界格外关注的，甚至被视为改革变身的“试金石”。即将在中共十八大中卸任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其执政的十年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空间进一步收紧，由此产生的怨愤和不满情绪尤甚。也因此，在外界舆论看来，胡锦涛所谓的“和谐社会”实际上并不和谐，敢于讲真话、讲实话随之成了这一口号的极大讽刺。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正值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最新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其间，微博兴起后，社会舆论传播进入一个新时代，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各地各类起自于网络的动荡频频发生，如伦敦骚乱、中东茉莉花革命等等，这也使得一向看重舆论作用及求稳高于一切的中共受到极大冲击，在社会舆论管控方面愈发谨小慎微，迈不开步子。
事实上，纵观胡锦涛当政的这十年来，中共在言论管制方面并非一味收紧。在对一些传统平面媒体方面，如炎黄春秋、乌有之乡等另类媒体的存在，以及郎咸平等惯于针砭时弊的意见领袖言论得以广为传播，相比于以往要放开得多；在电子舆论方面，韩寒的“刺头”文章也能传播，受干扰程度不大。但目前由于人们对社会舆论的看法及标准已经更多地偏重网络舆论场，因此当中共面对这一新问题展开监管时，很容易形成言论收紧明显的氛围，如各类敏感词的屏蔽、政治问题一刀切噤声等。不过，须得注意的是，除了执政者在制度设计上加大言论管控外，胡锦涛个人性格及经历亦不容忽略。其对邓小平不争论的强力执行，强调人的价值的同时控制舆论，以及老派政治辅导员、共青团经历等，无一不是其在互联网时代延续“党八股”的深层次原因。
胡式风格注定舆论改革谨小慎微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个人风格和经历或多或少会对中国的总体发展及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幸运地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及“文革”的胡锦涛，1959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为此后的技术官僚打下了基础。
何为技术官僚？一种普遍的定义是用来称呼各级政府中大量拥有专业背景的中高层官员。该阶层的特点为专业化，且有相当的实务经验及专业学问，坚守既有原则，与其等同的名词为事务官，即一板一眼，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胡锦涛行事果断、稳中求进、眼拙口拙风格的形成，与其水利工程系的学生经历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
此外，胡锦涛政治辅导员的背景又为其互联网时代“党八股”的形象探清了源头。据悉，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期间曾任学生文工团舞蹈队团支部书记、水利系政治辅导员。文革期间倾向于温和保守的造反派。1965年大学毕业后，胡锦涛留校后继续担任政治辅导员。而按照中共中央1964年转批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和建立政治工作机构试点问题的报告”中的说法，政治辅导员意在强化其“专职政治工作干部”的角色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的共青团经历也为其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增添了注脚。1982年9月，胡锦涛调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数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此后，1984年至1985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连续多年的共青团经历，使得胡锦涛在舆论的管理上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模式，即不敢放松、稳中求进。
而在舆论宣传上更是遵循正统概念，刻板多于创新，因为有了水利工程系提供的“技术”支撑和多年政治辅导员的老派“官僚”基础，以及共青团背景，所以胡锦涛的个人风格在其步入政坛后很明显地呈现出来。从主政贵州期间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改革，政府系统逐步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及化解学生游行，到1988年主政西藏后的次年，处理拉萨事件时迅速宣布戒严将事件抚平，再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面对2003年非典疫情考验时，及时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官职。此一系列作为，无疑是胡锦涛不同于历届领导人的具体体现。将胡锦涛的个人经历和风格放在言论管制上，则主要表现为其对邓小平“不争论”的强力执行，以及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总结时提到的“不折腾”和对训场文化的坚决反对。加之胡锦涛在党内从未担任过与宣传相关的职务，并对既定规则的强力执行和继承，如毛泽东一律与不一律、政治家办报等，构成了其言论管制思路的基本骨架。毛泽东1955年指出，“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对于那些试图颠覆政权的敌对势力，“只能采取压制自由的方法，舆论必须一律。”这一根深蒂固的治理思路，旨在强化循规守矩，而绝不容任何“离经叛道”，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质变。因为严控和墨守成规已经成了胡锦涛的个人风格。
在很多人看来，所谓的和谐社会即意味着广大民众能同声共振，然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民间不同意见的“消声”是不现实的，尤其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带来，这种销声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一律”并不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如果对不同声音过于压制，反而容易埋下隐患，激发更猛烈的“抗议”，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体制改革紧多过放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2011年10月15至18日召开，罕有地讨论文化政策。胡锦涛在发言中，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重点提了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而备受各界关注的一段发言，则是胡锦涛针对敌对势力发出的警告上----“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毛泽东1955年在阐述“一律”与“不一律”时也有过类似的表态。
会后，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对全会中的决议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报道，但未见有详细报道胡锦涛讲话的文章。会议结束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和机关杂志《求是》于2012年第一期刊出胡锦涛逾五千字的“部分讲话”。在题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讲话中，大部分内容已成为当日决议的一部分，但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指责则是首次公开披露。
按照常规思维来推断，文化体制改革过后应该是从收紧走向逐步放开，而事实上却进一步的收紧远远多于民众预想中的放开。建设文化强国的口号发出后，一系列围绕文化体制进行的改革迅速展开，其中以国家广电总局的“限娱令”、“限播令”及“限广令”最为突出。打着反三俗口号颁布的《广电总局将加强电视上星综合节目管理》的文件中规定，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味的收视需求。此规定发出后不久，舆论中“二次文革”的呼声不断，紧随其后的限播令、限广令等，更是加剧了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和联想。
事实上，文化体制改革早在2003年就已启动。胡锦涛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之所以能引起强烈反响，关键并不在于文化体制本身，而在于其对西方文化入侵直接有力的指责，以及对“三个代表”中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策性指引。加之此讲话发出时，正值微博这一互联网“新生儿”风起云涌之际，所以借着反三俗和遏制谣言传播的噱头，中国多个大城市在2011年末陆续开始实施微博实名制。此举被外界解析为收紧言论的前奏，不少网民忧虑，进一步收紧言论空间的措施会陆续到来，互联网首当其冲。
受限于互联网法律法规的缺位，如已经出台的互联网方面的立法，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非法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办法》等都是从互联网的管理与保护以及规范人们网络行为而制定的，很少关注人们的言论自由表达。《侵权行为法》第36条第一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规定了网络用户侵权后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也未明确规定公民言论自由方面的内容。再加上已有的立法层次比较低，中共对于互联网的表达内容实行“事前审查”的标准，所以直接导致了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里言论表达的混乱和无序状态。胡锦涛新闻传播思想决定言论大方向
作为中共一把手，胡锦涛的个人新闻传播思想对言论的发展方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适逢网络大发展大繁荣，民众的自由、民主等思想不断觉醒，使得新闻传播不得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首先，技术官僚出身的胡锦涛，在经过多年政治辅导员的“滋养”，其新闻传播思想天然地带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历代领导人的烙印。这种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对喉舌机关报的人事任用、秉持政治家办报理念、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等方面。这一点，从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以及在视察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时多次强调：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坚持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等即可管窥一二。
其次，胡锦涛行事果断的作风在舆论监督方面也有所体现。如在其任内，胡锦涛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等腐败分子严肃处理，并对山西省溃坝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动车追尾事故责任人也绝不手软地进行处理。胡锦涛的这一作风体现在言论管制上，便是加强网络监管，并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限制新闻媒体的自由。
此外，胡锦涛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揭露问题、批评错误的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对外宣传工作。如博鳌论坛、上合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十七大、两会、奥运会、残奥会、神九飞天、蛟龙下海等。此类外宣工作做到一定程度，一方面不断向外界传递着中国正在不断崛起的事实，同时也引起了民间的一阵聒噪，即中共治理下的新闻机构完全沦落为党的传声筒，对正面新闻进行集中且大规模的报道，而对负面新闻则刻意淡而化之。如矿难时隐瞒真实遇难者人数、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遮遮掩掩的防民之口作为等。这一“欲说还休”的姿态，导致了政府公信力和透明度屡屡遭遇舆论的不满和挞伐。
民众的这一聒噪，在2008年的南方雪灾及汶川地震时期得到了有效纾解。同时也凸显出了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继承。但在实事求是的同时，中共也未能彻底放开言论管制，原因之一是担心一着不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局面难以控制。在久拖成顽疾的“六四”问题上，这一点尤为明显。但非典时期的信息公开，以及南方雪灾、汶川地震期间的开诚布公，并未导致不可控局面的形成，反倒赢得了民众和舆论认可，新闻媒体也得以罕见地放开束缚对灾情进行事无巨细地追踪报道。
其实，舆论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胡锦涛上台后，言论空间被进一步收窄。做出这一论断的证据包括：对文革、“六四”相关人和事的禁言；通过敏感词的管控遏制信息正常的流通，致使民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媒体报道红线及批评官员的尺度变化莫测，如被视为海外敌对势力代表的刘晓波因言获罪入狱、新近发生的羊城报系的整顿等。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中不仅有胡锦涛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影响，也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共在舆论管控上“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背景相关。此三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决定了中共在舆论改革上很难迈开步子。。
简单纵向比较一番，不得不承认，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里，言论管制确成了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块“短板”。虽然相较于以往，各个舆论场都在由收紧到放开缓慢过渡，但由于民众未能从这一显微变化中看到实际效益，所以对胡锦涛在舆论层面的政绩仍心存芥蒂。此前，《人民日报》连续发文定调胡温黄金十年，这是中共喉舌综合权衡后应时应景做出的评价。而在言论管控方面，则很难用“黄金十年”来盖棺定论。随着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人的走马上任，民众在期待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有更进一步作为的同时，也应该对政府规制持包容的心态。如此合力和同声“共振”，才有望将中国带入更加自由、民主且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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