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后匆忙访问亚洲，尽管白宫意在强调奥巴马亚洲战略目标之一是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但奥巴马此次在中国“后院”“挖墙脚”的行为“加大抗衡中国”的意图明显。对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外交杂志》19日刊文认为，美国应该通过此战略改变中国民主面具掩盖下赤裸裸的私利。
美华裔学者黄亚生在文章中指出，多年来，西方领导人一直呼吁中国从道德立场上使政治更加开放化和民主化，并指出，人权、对自由的渴望以及独立具有普遍性，并无中西方之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2年5月就陈光诚一事向中共领导置声：“我们继续期待中国履行其国际职责，维护普世人权及基本自由。”
但不管是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共智库精英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洗礼的中共领导，都认为“普世的民主”对他们和中国无益。
有关民主的差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概念中的人权带有功利性，他们认为人权要服务大多数的民众。与之相反，西方眼中的人权则反对侵犯少数人的权益。而北京精英阶层也承认，陈光诚以及其他异见分子相对中国人口来说，不过是冰山一角。
文章认为，美国是时候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影响中国未来政治，使中共高层看到，民主带来经济平稳增长、社会稳定和个人安全感等福利。这些福利会使中国经济领域和智库精英，甚至习近平及其领导班子重新考虑民主进程。
文章称，美国要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未来政治施加影响首先要消除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误区：中国的崛起取决于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无庸置疑，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绩斐然，数亿中国民众脱离了贫困。但我们必须用辨证的眼光看待此成果。
后毛泽东领导集团能达成此成就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使很大部分中国民众处于贫困（1979年，中共公开承认中国民众粮食消费量仍停滞在1957年-1978年间）。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共对贫困的定义是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超过这条线就完成了脱困。据世界银行2008年数据，约3.9亿中国民众日收入低于2美元。以此为衡量标准，中国贫困人群比例与洪都拉斯不相上下，该国GDP增速远不及中国。
其次，美国要认识到，中国在过去60年的总体表现不及其邻国总体表现。自二战以来，最成功的经济体在东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中国、朝鲜和蒙古是3个例外。前两国由共产党统治，蒙古在1934到1993年间由共产党统治。为何中国在近30年间发展如此迅速，但与其邻国相比仍很贫困？
不管处于何种情况，中国在1978年后的增长前无古人。1912-1936年间，中国工业经济飞速增长，年增长率约8%-13%。此期间，私营部门在增长中占主要地位，
许多银行为私人所有，政治管控较严，但没有像今日一样到独裁的地步。这段时间的增长一直到日本入侵才被打断，而不是由于体系的缺陷。
如今，中国摩天大楼瞩目，豪华车流耀眼，中国80年代的政治自由使得那一代人在经济上获益匪浅。在80年代，中国出现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3位改革家。这3位领导者不仅在经济上改弦更张，更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在政治改革中，他们限制了政府官员任期、分离政府职能、建立农村选举制度。此时的中国没有想现在一样产生巨大的失衡。中国80年代消费占GDP的50%，如今为35%。
中国的的贸易赤字因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年年增长。
文章指出，80年代，中国民众个人收入增长迅速。中国8亿农民个人收入的增长，极大促进了中国GDP的攀升。80年代的中国，没有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中国90年代到21世纪GDP的增长并没有惠及大多数中国民众。通过中国GDP数据来诊断中国经济健康状况显得有些偏颇。审视中国民众生活水平是诊断中国经济健康状况一个很好的方式。2009年，中国总体能量消耗超过美国，但中国家庭能量消耗只是冰山一角。人均电力消耗在2001年达到顶峰,约占总用电量14%(美国约占到38%)。其余的是为工业和商业使用。2009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耗为8%，远不及20%的人均GDP值。中国有能源，但中国人没有。
深入研究还可以发现，在过去20年里，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以每年2%-3%的差距落后于GDP增长率。中国民众平均生活状况要好于毛泽东时代，但GDP增长带来的收益大部分落入了政府和企业部门，而不是中国普通民众。
民主不在于GDP增速有多快，而在于怎样分配GDP增长带来的收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府会尽其最大努力从吞食这些收益，壮大自身。据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计算，中国政府2007年的财政收入是1995年的5.7倍，但中国城镇人口2007年的收入仅为1995年的1.6倍，农村人口仅为1.2倍。由于经济放缓，预算不足，中国一些地政府已开始提前征收2013年的税收。
不透明的征税和腐败是捞取国家资源的盗窃行为。有分析家认为，中国民众通过容忍腐败而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且社会稳定的表象之下并不是中共与中国民众达成共识，而是权力机构对中国民众的镇压。如今，中国政府在维稳上的花费大于在军事上的花费。
中国经济如持续放缓，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的管控将失控。没有国家能依靠政府管控维持社会稳定。真正的稳定来自于民众与政府从政治和公民事务上就经济、社会职责以及参政机会分配上达成共识。简而言之，实现民主。
中国从政治角度开放符合中国及精英阶层的利益，西方可以指出中国法制系统对权力机构的危险之处。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1998年曾指出，美国的法制系统太过注重被告的权力，而中国法制系统审理更加迅速。今年8月，谷开来被“迅速”判处死刑。
中国一党专政制度对体制内人员处罚一直很残酷。在过去20年里，中国3个重要城市（北京、上海和重庆）的党委书记或“倒台”或入狱。1949到2012年间，这3个城市中6位中共要员有3位被强制“夺权”；一位公然违反党内制度；一位死在软禁的家中。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刘少奇
与林彪，前者被折磨致死并以假名埋葬；后者死在逃往苏联的空难中。邓小平的一子，在迫害中被推下高楼，高位截肢。2007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中国立法者、中国国家食品安全局局长被处决。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充斥着暴力以及对党内成员的非法审判。限制党的权力不应是以牺牲党组织为代价的零和结果，而应成为防止党伤害自身的一种方式。
中国政治精英懂得民主能保障国家和个人财产。民主应该适用于所以阶层。但为何中国精英把个人及家庭的安全都“外包”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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